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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6月，福澤諭吉發表《國權可分說》。同月，政府頒布了誹謗律、新聞紙條例等壓制言論的法令。&ldo;新聞條例&rdo;規定，對&ldo;政事、法律之類記載，不得妄加批評&rdo;；&ldo;政府官員、衙門公務或有關外交事類，雖細瑣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載&rdo;。政府同時公佈的《誹謗律》新設了&ldo;皇族不敬罪&rdo;和&ldo;官吏侮辱罪&rdo;。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聞界，因為觸犯法律而遭到處罰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懲罰的，就有福澤諭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郵政報知新聞》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罰款200元，監禁1個月；1876年2月，《朝野新聞》的末廣鐵腸和成島柳北再次被捕。
因為刊登批評新聞紙條例的文章，《朝野新聞》的主編末廣鐵腸被監禁二個月，罰款20元。就在末廣和成島被判的次日，福澤諭吉開始動筆寫《學者安心論》。他在指出&ldo;學者名人被捕入獄決非美談&rdo;的同時，也呼籲學者應該結束跟政府的對立，支援自上而下的改進政策。可是，當他把這篇文章呈送當局，要求出版，卻未能獲得批准。
1876年11月，福澤諭吉的《分權論》脫稿；1877年9月，西鄉隆盛兵敗自殺，跟西鄉並無一面之交的福澤諭吉，為了&ldo;儲存日本國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氣質不致斷絕&rdo;，寫下了《丁丑公論》。可是，因為&ldo;無奈害怕觸犯條例&rdo;，《分權論》沒有及時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戰爭結束後才付梓發行，而《丁丑公論》又&ldo;恐為當時社會所不容&rdo;，直到1901年，西鄉被讚譽為大陸政策的先驅時，他才公諸於世。
福澤諭吉隱忍的背後，是明治政權的跋扈。為什麼面對權力的囂張，福澤諭吉沒有拍案而起針鋒相對呢？按照日本歷史學家遠山茂樹的分析，也許是福澤諭吉認為，&ldo;一旦違法，就會被人斥之為傻瓜和糊塗，付出這般犧牲，並沒有絲毫益處。&rdo;
名頭之響如福澤諭吉，也照樣得看權力的臉色。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慶應義塾主辦的《民間雜誌》，因為發表文章評論此事，其名義發行人遭到警視廳的訓斥，還讓寫保證書，保證今後不再發表這類文章。福澤諭吉得知訊息後，沒有同意寫保證書，而是認為最好是要求停刊。就這樣，雜誌在這個月出到第189號就停辦了。6月1日，福澤諭吉在寫給老朋友、元老院議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裡說：&ldo;近來政府的法令越發嚴厲，這種時候，由於極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無益的麻煩，故普遍將雜誌停辦。&rdo;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不敢惹上&ldo;無益的麻煩&rdo;背後，是權力實實在在的霸道，以及人們對權力的實實在在的恐懼。
《丁丑公論》還壓在箱底不敢發表，福澤諭吉卻又在1881年的《時事小言》裡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轎子來：&ldo;日本的政府從來都是專制的。但是由於明治維新，專制政府一下子垮了臺，現在看起來，專制已經成為過去。今天的政府當權者與民權論者相比，雖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後的不同，但在主張上，兩者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rdo;
可福澤諭吉的熱臉貼在明治當局的冷屁股上。1883年，政府修改了新聞紙條例，不僅內務省，就連府縣知事都有了發行停止權。所有進行時事評論的報刊，都必須交納1000日元（東京）或700日元（大阪等地）的發行保證金。當時這個數目的保證金，不是一筆小錢。沒收違法報刊的印刷機器等手段，更是趕盡殺絕置之死地的措施。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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