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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鮑爾的家庭電話號碼。 等法院簽發了允許他們為電腦和手機解密的特別搜查令後，專案組從嫻泰和肯尼的電腦裡列印出了兩英尺厚的資料，其中有兩位凱梅斯貯存的若干姓名、電話、地址等，以及他們事先替自己編造好的各種版本的不在現場的說辭。電腦中還存有男性同性戀Se情錄影。 兩位來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手機專家告訴警方，嫻泰在7月5日上午11點到11點28分之間一共有過三次通話，地點都是在蘇爾曼大廈附近，而不是像她當時在電話上對思坦利·帕得遜說的，在新澤西的花園州大道上。 洛杉磯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嫻泰租用的貯藏倉庫，在那裡又找到20多本筆記。紐約方面，尋找伊琳·蘇爾曼的工作在更大規模地進行。警方搜查了紐約的三個機場及附近區域，全市所有的醫院、停屍房和殯儀館，紐約…新澤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處的家用貯藏倉庫，花園州大道和帕裡沙芷大道沿途，喬治·華盛頓大橋和塔畔大橋。聯邦調查局協助用紅外監測器掃描了新澤西州北部的幾處沼澤地。警方還向各垃圾公司打聽垃圾被運送到的終極地點，然後帶著警犬分赴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澤西和紐約各州。 隨著時間的推移，找到蘇爾曼夫人——無論活著或是死去——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夠獲得足夠有力的人證物證，否則很難以謀殺罪起訴嫻泰母子。此時，進展相對順利的洛杉磯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聲稱他們有屍體，有目擊者——肖·利托，有現場證據——美洲豹轎車上肯尼的腳印等等，要告倒兩名罪犯，甚至判他們的死刑都是毫無問題的。但紐約方面仍不願善罷甘休，以至洛杉磯警署幾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圖都未能實現。 可以說，案情突破的契機是嫻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後來終於悟出，專案組在7月7日和手紙條一起截獲的那張小紙片上所寫的“PALAZA”，是被嫻泰誤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3280這個號碼卻讓辦案人員頗費周折。 嫻泰被捕後第一次與律師會面時，霍賽·慕尼茨就提醒過她，不得在被當局監控的獄中電話上討論任何與案情有關的事。但一貫我行我素的嫻泰卻把這一警告置之腦後，她用獄中電話告訴她聘請的私人偵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當他們在約定的時間見面時，儘管律師們一再追問，嫻泰堅持說：“包裡真的沒有什麼，就是些個人物品和兩副鬼臉面具。”
謊言織就的夢（18）
事後霍賽說：“她很聰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槍’二字，我們就不會替她取。” 嫻泰後來居然又愚蠢至極地再次打電話，催問拉瑞打算何時取包。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從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隻黑色提包後，回到辦公室開啟一一檢視。除了嫻泰所說的鬼臉外，裡面還有一隻旅行用化妝箱，一瓶伏特加，兩本筆記，一臺微型錄音機，一副塑膠手銬，若干法律檔案，包括那張警方一直在尋找的蘇爾曼大廈轉讓契約原件，上面有嫻泰偽造的伊琳·蘇爾曼簽字和諾莉·斯韋尼蓋上的公證圖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絲帕包著的，是那把殺害了達威·卡茲丁的點二二簡寧式手槍。拉瑞趕緊撥通了霍賽·慕尼茨的手機，幾位律師當時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爾利尼餐館。拉瑞還沒來得及說出轉讓契約和手槍的事，專案組的警探們已經堵在了他的門口。 “霍賽，我這裡來了些警察，他們要拿走黑包。”拉瑞對著話筒說。 “他們有沒有傳票？”律師問。 “沒有。” 這不成問題。警探們馬上打電話給公訴小組。20分鐘後，一位法庭工作人員把傳票送到了伏爾利尼餐館。 嫻泰經常對肯尼講：“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腦子，我們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這世上沒幾個人能玩得過我們。”這次她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裡的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