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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與他初交那些年，每有異見，我還是於心耿耿。一九八五年大都會藝術館請來卡拉瓦喬特展，我神魂顛倒。第二回去，拉著木心，結果簡直憤怒：從義大利運來的三十多件大畫呀，他信步看看就出館了，我好不掃興，追過去問究竟。
「不行，造型到底不行。」他正色說，「哪能和拉斐爾、達·文西比。」我愈加憤怒了：話不是這麼說法。為什麼要和拉斐爾比？我說他畫的天使多好啊，可是木心帶著那樣一種表情——為我著急，而且知道我不會聽他——決然說道：「他畫的是醜，把聖徒畫成農夫，再畫得好，還是醜！」我說怎樣叫作美，他應聲道：「拉斐爾叫作美，美到形上！後來的寫實就不懂形上了。」說起「形而上」，他不說「而」字，大概是民國的一種說法吧。
其時我已學會不和他爭。他說，凡事到了要爭起來，就沒意思了。我同意。
我也同意「後來的寫實不懂形上」。但我有點驚訝他的誠心。好一陣子，木心認真地擔憂我的趣味，逮著機會點醒我，至少，要我知道他的意思。《文學回憶錄》中談到王原祁、談到委拉斯開茲那幾段，都是針對我的。
「委拉斯開茲做了一樁事體！」一九八九年他去大都會藝術館看了委拉斯開茲大展，意味深長來這麼一句。我熟悉他的話語快感，應聲道：「講得好！『做了一樁事體』，但不是『藝術』？」老頭子開心了：「是呀是呀！你先看放映間播放他的肖像區域性，不得了哎！簡直神聖！跑進去看原畫，好是好的，終歸可惜了：這麼高的才能——做了一樁事體。」
後來他惦記用影像放大他的小畫，我猜是起於那次經驗。
不必和木心談美術史，他向來不在那個頻道——這是我喜歡聽他說話的理由——我不會對他說：大部分古畫都是訂件，既是訂件，當然是「做事體」。果然，他好像知道我將怎樣反駁，緊接著說：
米開朗琪羅偉大！你看，教皇交給他一樁事體，他就做成藝術！
最後那句，木心凜然提高聲音，為他又想出一句要緊的話，得意了，掏出煙來。和上次的卡拉瓦喬案顯然有別，他尊敬委拉斯開茲的高貴，但可惜了：仍然不是「藝術」。
我從未這樣想過。沒有人這樣談藝術。我會因此稍許看低委拉斯開茲麼？絕不。但「把事體做成藝術」？這話有意思。「委拉斯開茲懂得美嗎？」我沒忘記卡拉瓦喬一案，拿話撩他，「他畫的侏儒……很醜呀。」
二十多年過去，我已不記得木心怎樣回應。說來好笑，我倆的趣味隱然為敵，稍起勃谿，雙方自動歇火，但那年的文學課，木心就借了什麼話頭，重提「藝術」和「事體」的關係——緩緩地、鄭重地講著。他不看我，知道我明白他在說給我聽——現在他死了，我心裡仍在和他糾纏：木心哎，沒有叫作「美」的事物，那是你的偏愛。
但我久已偏愛他的偏愛，看他怎樣牢牢把守他的絕對標準，確切地說，他的標準，就是「絕對」，譬如：「美」……無分地域、國族、年代、主義，他對世界文學家各有所愛，可是他眷顧的畫家（也許包括音樂家）少得可憐，只剩幾個人、幾幅畫。他常說，待人宜寬厚，待藝術，必須勢利（他狠狠說出：「必須勢利」）。我漸漸賞閱他的「勢利」：適巧相反，我僅偏愛幾個文學家，卻被太多畫家吸引，喜歡各種毫不相干的畫。
老頭子的遺物中只有一本畫冊：五十年代古董版達·文西——有哪位畫家只存一本畫冊麼——也只有一幅現代畫被他配了框子，掛在牆上，黑白版的塞尚，畫著三隻蘋果。四年前在重症病室最後一次面見活著的木心，夜裡回到晚晴小築，畫室牆上停著那三隻蘋果……說起塞尚，木心就酥了。那年和他在57街ib大樓底層美術館看塞尚的風景畫，他老老實實坐在展廳的皮椅上，滿臉享受，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