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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看到她就繞著走，對此，母親看得開。每天下班，等大家幾乎都*後，哥哥推著腳踏車來接媽媽，媽媽坐在後架上，哥哥把她送到臺基廠北口的公交站，把媽媽送上3路無軌電車，哥哥再騎車緊隨其後，到了美術館，再用腳踏車把媽媽帶回家，那時，她的身體已孱弱不堪。
“*”一開始，媽媽就做好了各種準備。她說，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鄉下去，我可以教歷史，你爸爸可以教語文，總有辦法活下去。媽媽還給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別為爸爸做了絲棉褲。媽媽說，你們將來大了，成了家後有孩子還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歡熱熱鬧鬧一大家人團聚在一起，只要我們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們再也沒有這種團聚的機會。1968年，哥哥清華大學畢業後到丹東農場鍛鍊，第二年夏天，我歡天喜地地離開北京，到了我們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爐”內蒙古插隊。媽媽那時身體已經很不好，她特別希望我能留下來。但我那時只有16歲，我沒有注意到媽媽略帶哀傷的神情，也沒有意識到，媽媽能留在我們身邊、陪伴我們的日子已經不多。
1970年，媽媽在家裡突然暈倒，幸好探親回來的哥哥及時發現，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醫院急救，第一次腦出血時，我從內蒙古趕回來。虛弱的媽媽看到我，臉上露出由衷寬慰的笑容：“見到女兒病就好了一半！”媽媽恢復得比較好，大家也很樂觀。媽媽從來沒和我談起她的痛苦，也從來不抱怨，每次見到我，她總是慈祥地笑著，緊緊地盯著我，似乎想把所有的愛都留下來？？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我的母親龔澎（9）
再下鄉前，媽媽裝作不經意跟我談過一次“以後”的問題，我知道她是在為萬一發生的情況做準備，這是她的想法：對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記得媽媽說這些話的神情：鎮靜而不哀傷。我相信不是每一個女人，甚至每一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的。但我固執地不聽，因為我不相信媽媽會走。每當媽媽嘗試著跟爸爸談及此話題時，她一張口，爸爸就幾乎不能自持，他總是哽咽著說：“達令，我們不談這些，你一定會好的！我們不會分開的！”有一天我恰巧經過病房門口，聽到裡面傳出爸爸一陣陣嗚咽聲，我悄悄往裡看，媽媽與爸爸深情地對望，媽媽依然沉靜，爸爸卻淚流滿面，只是一再地重複那句話：“達令，你不要說了，我們不會分開的，我們永遠也不會分開！”
相反，媽媽和哥哥談得比較多。媽媽太瞭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緒低落時，需要傾訴，她希望在自己走後，哥哥能多扮演這樣的角色。她特地囑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華，但在政治上沒有經驗，你一定要多多幫助他？？”後來的事情彷彿應驗了媽媽的預感。只有25歲的哥哥抑制著巨大的悲痛，堅強地面對著媽媽最後的囑託。
媽媽是因為一個很小的細節死的—因為便秘，她腦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機器來維持生命。爸爸已經痛苦得失去方寸，還是周總理決定給媽媽做開顱手術，做最後的嘗試。雖然第二天就要訪問朝鮮，但他還是匆匆趕到醫院來探望，看著媽媽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麗，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來小心翼翼地搭在媽媽枯瘦的胳膊上把脈，搖搖頭嘆息著說：太虛了！後來周總理再次去醫院探望，他說：“我不願看到龔澎這個樣子，看了我就難過？？以後我再也不來醫院看她了？？”
奇蹟還是沒有發生。昏迷了半年後，媽媽還是離我們而去。對我來說，稍感安慰的是，最後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她身邊。
周總理沒有去八寶山參加遺體告別，在他記憶裡，媽媽應該永遠是重慶時期身著戎裝英姿勃發的樣子，他不止一次地對母親生前結識的外國朋友們難過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十幾歲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