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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和哥哥商量，以後一定幫助媽媽，教育爸爸，好好使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快樂的家庭。”沈從文在“展開思想鬥爭”那一行上加了一個眉批：“‘鬥爭’兩字像打架。你媽媽不是會打架的人，改用兩個別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從文到四川參加土改，這次四川之行，讓他從彷徨、痛苦中解脫出來，正巧此時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表態文章《我的學習》。到此時，沈從文終於不再恐懼，慢慢融入了這個新的社會。
【履冰】
歷史博物館工資定級時，窮困的沈從文主動要求降低標準，不要高過博物館中的領導。
沈從文在中國公學任教時，對胡適很是感激，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國大批胡適，沈從文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他發表什麼，提倡什麼，有時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會兒忽然想搞《水經注》，一會兒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淺薄無聊，他連卞之琳的十四行詩也讀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學生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嚇得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也不敢寫了……”
1957年，《沈從文小說選集》出版，沈很是高興，寫了一篇題記，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鄰”，一直為其掌舵的夫人張兆和認為此句不妥，沈從文覺得夫人說得對，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決定刪去此句。
1958年，為慶祝“反右”勝利，周揚宴請30多位文藝界人士。席間，周揚提出想請沈從文擔任北京文聯主席，沈馬上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檯盤的人……”
塗光群回憶，張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們，沈從文很是熱情，談起他心愛的文物如數家珍，但如果說起文壇的事情，或者問沈是否還在寫作等話題時，張兆和總是以微小的動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緘其口”。
吳小如回憶，50年代末，他隨北大中文系全體教員到故宮參觀文物，沈從文非常熱情，戴了兩幅重疊的眼鏡認真地給他們講解，如數家珍。參觀結束，吳向沈告別，並說要去看望他，沈拉著他的手誠懇而小心地說：“不，我們還是先不來往吧。”
解放後，沈從文生活很困難，沒有錢買書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館領導反映，國家能否撥些經費，給他配幾名助手，將絲綢研究搞起來。但沒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館書記找他談話，讓他檢討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館長韓壽萱也告訴他，哪怕損失一張照片也是損失國家文物，是違反憲法的。沈從文不寒而慄，忙寫信給韓作檢討，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稱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稱“館長”。
黃能馥回憶，沈從文常到中央美院講課，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資料、圖片、照片等，自己花錢買來大包小包的繡片、古書，給學生講解；他還給黃能馥改筆記，開書目，抽空帶著他去逛古董店；又將黃能馥、吳光啟帶回歷史博物館看織、繡文物，給他們講解。學校給沈從文發兼課費，黃給沈送去，沈不肯收，讓黃幫他退回去。一次，新聞電影製片廠到中央美院拍攝報道留學生情況的片子，學校叫黃去請沈從文來參加拍攝，沈說：“我只是給吳光啟講了一些輔導課，不願在電影上出頭露面，還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發了一筆獎金，沈將獎金退回，並在給館長的信中說：“在館中工作這一年，做事極少，且做得極不好，給我這份獎金，在館中本出於好意，事實上可令我十分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錯誤，即很好了，不應當受獎。所以還給公家，少筆開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請你為設法處理一下，或捐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