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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的蘇軾，剛從徐州調到湖州擔任知州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他每天都是以詩文自娛自樂，過著無比逍遙快活的日子。
元豐二年（1079）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蘇軾，正在陽光下翻曬家藏的書畫。
突然，大表哥文與可的篔簹谷偃竹圖一下子掉了出來，自當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陳州病逝後，關於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現在蘇軾的面前。見到這幅竹圖，蘇軾不由地失聲痛哭起來。
回憶起與大表哥的一切過往經歷，蘇軾靜坐下來，專門作了一篇《文與可篔簹谷偃竹記》，以此來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訴蘇軾，說已經捕獲了妖賊郭先生等人。
蘇軾趕忙查閱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獲妖賊的報告，誠如程菲所言。這個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膽氣，為了搭救被官司牽連的弟弟程嶽，情願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來替弟弟贖罪。
啟用程棐，這本是蘇軾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經完成了使命。蘇軾想上報朝廷，闡明程棐之弟只是與李逢有往來，並沒有做過壞事，想請求朝廷赦免於他。沒想到，蘇軾寫好的公文尚未發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獄了。
這是後話。
只說蘇軾在湖州時，生活中是充滿著詩情畫意的。他曾與當地僧人仲淵交往，還題過顏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築了峴山前面的蘇灣之堤壩，後世稱之為“蘇堤”。
楊繪（字元素）作詩回憶了“六客會”的往事，那是蘇軾被除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離京赴杭途中，再次路過湖州時，湖州有五個崇拜蘇軾的年輕人：曹輔、劉季孫、蘇堅、張弼、張仲謀，有人與蘇軾是世交，有人即將成為蘇軾的下屬，五人相約一起宴請蘇軾的往事。
楊繪將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詩作，寄給了蘇軾。蘇軾此時的心情十分方達，常到湖州城外遊覽各處的風光。
晁端彥（字美叔）這一時期曾勸誡過蘇軾，要他在官場內外都要謹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老晁知道蘇軾素來不喜歡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蘇軾卻說，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還對老晁說，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
晁端彥聞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罷。
我們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繼位後，面對積貧積弱的局面，啟用王安石主持變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兩宮太后和司馬光等大臣的反對，新舊黨爭的出現埋下了北宋滅亡的種子。
蘇軾既不屬於新黨，也沒有完全倒向舊黨，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時候，發現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斷上書朝廷痛陳利害，由此與新黨人士產生了嫌隙。熙寧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辭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變法的臺前。
與王安石的高風亮節不同，此時的新黨大員多為政治投機的奸邪之輩，而蘇軾又口無遮攔，一場針對他的文字獄正在悄然醞釀。
元豐二年，蘇軾調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謝恩。在蘇軾的《湖州謝上表》中，有這麼一句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早就對蘇軾不滿的新黨人士如獲至寶，他們借題發揮，彈劾蘇軾不僅攻擊朝廷，反對新法，更是對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順，聽了之後大為惱火，下詔讓御史臺拿辦蘇軾。
李定時任御史中丞，蘇軾曾經寫詩諷刺他“不孝”，這次落到自己手裡，決心狠狠地把蘇軾修理一通，甚至動了殺心。有一個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覺異常靈敏，他認為這是個升官發財的難得機會，據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