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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依然清晰可辨，比起《遺教經》來，這些摹本也要好得多。
王羲之小楷《佛遺教經》，簡稱《遺教經》，又名《佛垂涅盤略說教誡經》，是佛陀釋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內容的概括總結，是佛將入涅盤前對眾弟子語重心長的諄諄教誨，也是佛留給後代所有想離苦得樂者的得度因緣。
在蘇軾與自己的幕僚、後任杭倅的田叔通唱和了數首詩詞之後，一種悄無聲息的徵兆逐漸變成了現實——蘇軾的徐州知州任終於告一段落，將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的身份出知湖州知州。
當然，到江浙一帶任職這也正是蘇軾夢寐以求的。
又到了離任的時刻，一幕幕的往事重上心頭：
回想起了自己在徐州時曾經修建石橋，並交由開元寺僧法明打理。還曾意氣風發地嘲笑陶淵明《無絃琴》中的“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軾覺得陶淵明並非通達事理之人，因為各種樂理並不妨礙人們走向通達。
所以說，若陶淵明是個通達之人，那麼就不會光不要琴絃，就應該連琴也不要了。
另外，蘇軾還對陶淵明的一些看法無法認同，例如陶淵明認為，人的一生就像是暫居旅店一般，只有死了以後才能達到真實的境界，等等。
在徐州，蘇軾曾與徐州教授舒煥（字堯文）談論過作字之法。
蘇軾認為，一旦有識淺、見狹、學不足這三條之一者，其書法就不能夠盡其妙。自己作書，那是心、目、手，都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了。這一時期，蘇軾與劉昱（字晦叔）有所交往。
公務之餘，蘇軾曾到過臨角門外去觀賞白鶴泉，傳說此前曾有兩隻白鶴翔唳而下，因此得名。還曾尋訪戲馬臺，蘇軾認為城南山上的戲馬臺一帶，山石犖确，不可以戲馬，而再往南的亞父范增的墓冢附近，才有可能是以前的戲馬臺故址。
蘇軾還曾用寇鈞國先祖流傳下來的李廷珪等十三個制墨名家的墨書寫杜甫的詩，並在這十三首杜詩下面分別標註墨工的名字，以此來品評墨的品次。
民間傳聞，說蘇軾在徐州期間，李定之子曾路過此地，蘇軾曾以相面之術戲之。還有，蘇軾經過蕭縣時，曾畫枯木於泉山上的拱翠堂。
離開徐州前，蘇軾專門作詩留別了徐倅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同僚，還作了《江城子》、《減字木蘭花》。蘇軾與寇昌朝（字元弼）的文字記載到此終了，據傳寇昌朝別無他好，惟嗜酒與詩，一旦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上百韻立就矣。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三》）在從徐州出發到南都（今商丘）的路上，蘇軾想到不日將要見到自己的弟弟了，於是，情不自禁地作詩五首，寄給了子由。
抵達南都後，蘇軾先去府上拜見了恩師張方平，正是蘇軾所言“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的第二次。
師生共話別情後，蘇軾才去與子由一家團聚，此時的蘇轍正在籤書應天府判官任上。
在南都的半個多月間，蘇軾還會晤了呂希道（字景純）與僧人應言。
應言和尚絕非一個凡僧，至少在蘇軾看來。
熙寧十年（1077），蘇軾剛剛擔任徐州知州，聽說黃河水在澶州決口，進入鉅野縣，潮頭正向鄆州城奔襲而來。此刻，城中的官吏與百姓驚恐萬狀，不知所措。
而此時，應言和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挖開清冷口水道，使積水向北流入早已廢棄的黃河故道，再向北折東入大海。官吏們本對此半信半疑，但架不住應言苦口婆心的堅持與勸說，採納了應言的建議。
最終，果如應言的預料，鄆州沒有受到洪水的侵害。州中百姓要為他請求賞賜，應言卻笑著辭謝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