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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這次大選的結果也說明瞭民主制度會自下而上糾正政府政策的偏差。當前執政黨忽視了大多數印度人民利益的時候，民主制度就賦予印度人民一種有效的機制來糾正政府的政策行為。這是和平的糾正，是人民的選票發生了作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資訊透過選票很快反映出來，為未來的執政者提供了決策依據。而在中國，這種糾正的代價很大。因為沒有和平的糾正機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種集體行為甚至是暴力的集體行為，如工人的示威遊行和農民的抗議等。因為不存在資訊反饋機制，執政黨就很難科學地調整政策來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

由此看來，中國領導層在推行&ldo;以人為本&rdo;的親民政策的同時，也應該考量如何逐漸發展出民主反饋機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間進行溝通。無論各級官員如何真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唯獨民主才不會忘掉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原刊於《信報》2004年6月15日

改革與中共的政治領導權

中共是一個特殊的政黨，不僅要執政，而且要領導。從學理來說，執政指的是基於硬力量之上的統治權，而領導權則指的是基於軟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識形態力量，黨要領導國家各方面的發展。一個強大的政黨應當是強統治權和強領導權，並且領導權應當強於統治權。有了強領導權，基於硬力量之上的統治權就會退居次要地位。中國歷史上有&ldo;霸道&rdo;和&ldo;王道&rdo;之區分，指的就是統治權和領導權不同的管治方式。筆者曾論述過中共強統治權、弱領導權的現實情況。如何在維持強大的統治權的前提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權，則是中共自身建設的一個重大任務和挑戰。因為組織和意識形態是中共兩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這兩個方面。意識形態或者廣義的文化建設屬於軟力量領域；組織儘管傾向於屬於硬力量範疇，但如何來組織黨本身則又屬於軟力量範疇。如何透過政治改革來強化黨的領導權，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筆者這裡主要想討論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創新黨的理論，二是如何在組織人事方面強調政治家的培養和錄用。

黨的理論家不應侷限於眼前利益

作為唯一的執政黨，要達到可持續執政的目標，黨的理論或者意識形態建設的政治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多年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處於衰落狀態。傳統意識形態儘管從書面上還有效，但並沒有根據時代的需要得到創新，很難解釋新的社會經濟情況，更難以解決新出現的問題；而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現並沒有現實性。這樣，就出現了諸多負面的結果。

沒有意識形態引導黨政官員，後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約。執政黨一直在強調法治建設，這些年來運用法律法規管治黨政官員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強，尤其表現在反腐敗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來追究結果的，即腐敗行為，並不能真正引導黨政官員走正確的路。況且法治建設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即使法治建設好了，意識形態或者傳統意義上的&ldo;德治&rdo;仍然不可缺少。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黨的道德意識是極其重要的因素。亞洲國家經常強調高薪養廉，但這些國家的官員在低薪狀態下，也能做到清廉。

黨的理論建設不足也使得黨缺乏引導國家和人民的話語。執政黨似乎忙於日常事務的管理，並不能告訴人民和國際社會國家的發展方向。經過那麼多年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終於得到確立，但是政治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這樣，黨政幹部沒有方向，人民沒有方向，國際社會更是對中國發展的&ldo;不確定性&rdo;表現出很大的擔憂。黨的理論貧乏也經常使得黨缺乏軟力量來處理和民眾的關係。處理和民眾的關係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