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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國，很多人都在高調討論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敘述，這裡所討論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說是一個制度細節。但很顯然，這個制度細節能夠影響到制度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它與政權的效率有關，政治退出制度無疑可以提高和強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產生、決策和政策實施方面的能力。它與政權的可持續性有關，如果特權階層越來越龐大，國家財政負擔也必然越來越巨大，直到超出財政擔負能力。它與人民對政府的合法性認知有關，特權階層越來越大，不僅消耗龐大的財政資源，而且也會消耗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進而影響人民對政府合法性的認知程度。
很顯然，如何透過進一步的改革，在鄧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礎之上實現政治退出制度，這是中國領導層不得不考量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5月17日
第二部分 新社會契約與合法性
中國社會問題的終極根源在哪裡？
留心一下最近中國社會的發展很有意思。一個極端是各地私營企業老闆在政治上的崛起。十六大把私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合法化了，此後，各地蜂擁而上，用實際行動支援中央的這一決策。一時間，私營企業家紛紛進入省市各級政協。儘管政協在中國的政治系統裡不算一個有實權的組織，但在老百姓的眼裡，政協中私營企業家的急劇增多無疑象徵著這個社會階層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個極端，針對各級政府的城鄉民眾的集體抗議事件不斷增多。城市工人罷工&ldo;鬧事&rdo;的情況早就有目共睹。企業經營不好甚至破產、工人下崗失業、社會福利缺乏，這些都構成了城市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而在農村，儘管國內少有公開報導，但農民的集體抗議事件早已經層出不窮，不僅經濟貧困地區有農民的集體抗議，在江浙那樣的富裕地區也有。
在中國領導人的頭腦裡，城鄉這些社會不穩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繼續發展經濟，等到全社會進入了小康，這些事情都會自然解決。如果從這種思路來理解，上面所說的兩種現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的。共產黨與時俱進，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不僅是執政黨壯大社會基礎所需，也是繼續發展經濟所需。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國有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給予非國有部門老闆參與政治的權利，無疑會對經濟發展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維持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如果社會基層產生不穩定因素，那麼就要採取各種強行的方法加以壓制。
但這種思維方式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會導致領導層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存在、發展和惡化產生錯誤的判斷並採取錯誤的解決方式。如果這種思維方法不能加以糾正，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很快就會出現問題。
在傳統共產主義國家，儘管沒有民主制度，人民不能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但並不能說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不存在一種契約關係。除了那些極端的政權完全依靠強制力來管制人民外，常態的共產主義政權都需要人民一定程度的認可，甚至是默許。這種認可或者默許就是學術界所說的隱性契約。
這種隱性契約曾經是赫魯雪夫上臺後蘇聯共產黨政權統治人民，特別是用來處理政府和工人階級之間關係的一種有效手段。這種隱性契約假定：共產黨保障工人的充分就業，執行較為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提供教育和醫療等各種社會福利；作為回報，工人階級默許共產黨的一黨統治，承認其統治合法性。在戈巴契夫之前，蘇聯共產黨依靠這種隱性契約統治蘇聯社會數十年，相安無事。
是戈巴契夫改變甚至終止了這種契約關係。無疑，這種契約關係大大阻礙了當時蘇聯經濟的發展，因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