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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治黨內腐敗不能僅僅依靠黨本身。很多年來，儘管出臺了很多反腐敗的舉措，但過於重視腐敗的&ldo;內部消化&rdo;，就是在執政黨內部加以解決。例如，黨政官員出現了腐敗，往往是先黨內處理，後移交給國家法律。再者，黨內處理往往佔用相當長的時間，而法律處理則往往是&ldo;短、平、快&rdo;。這種方式導致的社會效果就是黨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黨的紀律的附庸。因此給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對矛盾：黨一方面反腐敗，但另一方面黨似乎也能充當腐敗的保護傘。如果一旦發現黨政官員的腐敗，法律就能馬上介入，情況就會不同。這樣做，既有利於法治建設，也有助於人們法治觀唸的確立。
&ldo;內部消化&rdo;也不利於社會的參與。今日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冷漠和無能為力是社會沒有有效的參與機制的產物。官員的腐敗並非一天兩天之內造成的，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例表明，這些官員的腐敗往往有很長的歷史。正是&ldo;內部消化&rdo;機制使得這些腐敗官員照樣&ldo;帶病上崗&rdo;，照樣官運亨通。如果讓社會來參與，就很容易防止這種情況。社會參與反腐敗的另外一個正面作用就是，讓社會對黨政官員的清廉負有責任，賦予他們公民責任感。相反，如果社會對腐敗持續感覺到無能為力，那麼一旦這種感覺演變成為人民的力量，社會和執政黨及其政府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成為一種對抗關係。
要重建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須走出目前主要依靠&ldo;內部消化&rdo;的格局。反腐敗不能僅僅停留在黨內。黨內紀律固然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ldo;內部消化&rdo;的侷限性也越來越明顯。反腐敗的主體應當是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的參與。應當再三強調的是，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更有效地反腐敗，更重要的是為了道德重建。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0月9日
第四部分 重建意識形態
為什麼必須重建意識形態？
最近中國社會的發展態勢表明，執政黨必須把重建意識形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一方面是頗具規模的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變得活躍起來。更令人注目的是這兩者呈現出相結合的傾向。中國現代史表明，社會力量和公共知識分子一旦有機有效地結合起來，往往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社會政治能量。
1989年六四事件和東歐共產主義，特別是前蘇聯的解體促使中國知識界從80年代末的激進化轉向90年代的保守化。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層特別是鄧小平本人努力想把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透過政改來促進進一步的經濟改革，這給了知識界一個極好的參與和推進國家政治轉型的機會。但知識界自下而上的參與和高層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知識界隨後的激進化最終導致了六四事件。
在90年代，很難說存在著公共知識分子群。80年代，知識分子活躍在公共舞臺上，但90年代，大多數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專注於&ldo;私人&rdo;事務，或專注於學術，或專注於抓住新出現的經濟機會。而一些被稱為&ldo;民族主義&rdo;、&ldo;新左派&rdo;和&ldo;保守主義&rdo;等的知識群體基本上和政府保持一致。現在的情況已經很不相同。越來越多的知識群體正在轉向公共空間，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已經不滿足於停留在&ldo;話語&rdo;建設的層次，而轉向了行動取向。他們關切社會政治的發展，努力參與社會事務或者社會運動。這種情況非常類似於80年代中期。
正因為這樣，最近中國有關部門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給予了很大的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