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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這種&ldo;契約&rdo;往往是執政黨單方面加給人民的，並經常由於腐敗而不能履行&ldo;契約&rdo;。
要長治久安，共產黨就要改變其&ldo;契約&rdo;的基礎，也就是合法性的基礎。&ldo;顯性契&rdo;就變得重要起來。戈巴契夫的總體思路是不錯的，即要用民主來制約官員，用資本來發展經濟。問題出在從&ldo;隱性契約&rdo;到&ldo;顯性契約&rdo;的轉變過程中。一旦這個轉變過程被少數人控制，大多數人民就被排擠在外，轉型所產生的機會及其利益都進入少數人的腰包，而大多數人的情況惡化，這使得轉型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立即失去了合法性，&ldo;契&rdo;遭破壞，人民也就有權利起來造反。
在&ldo;契約&rdo;問題上，中國領導人現在面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如何和人民再次延續&ldo;隱性契約&rdo;，二是如何從&ldo;隱性契約&rdo;轉型到&ldo;顯性契約&rdo;。
領導層提出&ldo;三個代表&rdo;，表明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不僅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也給他們政治參與的機會，這樣做是為了擴大人民的概念和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會不會&ldo;異化&rdo;原來所依靠的工人、農民階級呢？工人、農民會不會因為企業家入黨而感到執政黨已經背棄了原來的&ldo;隱性契約&rdo;？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十六大後，新領導層已經顯示出對社會底層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可以說是他們想延續原有&ldo;隱性契約&rdo;的努力，因為如果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失去了平衡，社會的穩定就會成問題。但是，這種努力會不會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呢？從很大程度上說，平衡窮人和富人是為了讓兩者都來認同政府的合法性。這種非制度化的平衡有非常大的侷限性，最終的結果一定是&ldo;隱性契約&rdo;遭破壞。很顯然，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窮人和富人很難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當少數官僚和富人一起控制&ldo;隱性契約&rdo;的締結過程時，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穩定很快就會出現問題。從長遠來說，在&ldo;顯性契約&rdo;締結之前，執政黨的合法性很難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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