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愛書寫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品書網www.vodt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和華因為恨我們，所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要交在亞摩利人手中，除滅我們。’”（申1:27） 以及悖逆，“你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竟硬著頸項行惡，不遵行耶和華的命令。”（申1:43） 。這種反覆的指責將責任明確地歸於整個世代，強調了群體性的失敗。
二、神學意圖：流放時期的罪責解釋與悔改呼召
（一）從歷史事件到神學正規化
在流放時期，以色列人深陷國破家亡的巨大災難之中，他們迫切需要為這一慘痛的現實尋找合理的解釋。《申命記》對探子事件的重構，巧妙地將這一歷史事件轉化為一種“不信—背叛—審判”的典型神學正規化。透過這種正規化，《申命記》為以色列人的流放命運提供了深刻的神學解釋：祖先在探子事件中的不信和背叛，種下了災難的種子，導致了代際性的懲罰（申1:35 - 36） 。
在《民數記》的記載中，約書亞和迦勒的倖存似乎暗示著個體的忠誠可以避免上帝的審判。然而，《申命記》卻有意弱化了這種“義人豁免”的邏輯。雖然《申命記》中也提到“這惡世代的人，連一個也不得見我起誓應許賜給你們列祖的美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申1:35 - 36） ，但整體敘事更加強調全體以色列人都必須為祖先的悖逆行為承擔罪責。這種調整表明，流放時期的以色列群體無法再單純依靠少數義人的功績來逃避懲罰，而是必須全體正視自己的罪責，尋求悔改之道。
，！
（二）集體記憶的重構功能
流放這一殘酷的現實，徹底摧毀了以色列人曾經作為“應許之地子民”的身份認同。《申命記》透過重述探子事件，對以色列人的集體記憶進行了深刻的重構。它將原本“出埃及—曠野—迦南”的線性歷史，巧妙地改寫為“悖逆—審判—悔改”的迴圈模式。這種迴圈模式為流放群體在歷史記憶中找到了新的定位：他們既是悖逆祖先的後裔，同時也是新約的繼承者（申30:1 - 10） 。
摩西在《申命記》中使用第二人稱“你們”指控曠野世代（申1:26 - 46） ，但實際上他的話語是說給流放時期的聽眾聽的。這種獨特的敘事策略將歷史罪責直接與當下的流放群體緊密關聯起來，迫使他們深刻反思：“我們今日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參希伯來書2:3） 。透過這種方式，《申命記》激發了流放群體的悔改意識，促使他們重新審視自己與上帝的關係，為身份認同的重構奠定了基礎。
三、歷史背景：申命學派與流放群體的身份工程
（一）申命記的編纂與流放語境
大多數學者認為，《申命記》以及申命歷史（約書亞記—列王紀）成書於巴比倫之囚前後（公元前7 - 6世紀） 。這一時期，以色列人經歷了國家的滅亡和民族的流放，遭受了巨大的創傷。申命學派的編者們深刻意識到，需要透過重新詮釋歷史，來為國家的災難尋找根源。他們認為，以色列人的悲慘遭遇源於違背了與上帝所立的聖約（申28:15 - 68） 。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探子事件的敘事被改編。流放時期的以色列人在痛苦中不斷追問：“為何我們失去了應許之地？”《申命記》對探子事件的改寫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祖先在探子事件中的恐懼與背叛，是導致國家滅亡和民族流放的根源。而當下的流放群體必須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選擇悔改（申30:2） ，才能重新獲得上帝的眷顧。
（二）群體身份的重塑策略
失去土地之後，以色列人原有的基於地理空間的身份認同——“地理以色列”——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他們迫切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尋找新的身份認同標誌。《申命記》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需求，將“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