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燾的父親當過浙江省象山縣知事，算是一縣之&ldo;父母官&rdo;。在中學時，張國燾便喜歡英語和自然科學。一九一六年十月，這位&ldo;江西老表&rdo;來到北京，一舉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起初，他埋頭於數理化，不聞窗外事。自從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學出版的《新青年》，叩響了他的心扉。他開始思索和關注國家的命運。北大，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身處在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啟蒙。
李大釗深刻地影響了他。如他自己所述，&ldo;由於他(李大釗)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與〔於〕社會主義的興趣&rdo;。與此同時，他&ldo;與無政府主義的黃凌霜、區聲白等同學也來往頻繁。中文版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獵過&rdo;。五四運動風起雲湧，張國燾嶄露頭角。&ldo;五四&rdo;前夕‐‐五月三日晚，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的全體學生大會上，張國燾和許德珩等上臺慷慨發言。五月四日，張國燾是遊行隊伍中的活躍人物。
他擅長社交，聯絡各界人士。這樣，他也就被推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幹事‐‐這成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點。依然是李大釗，給了他莫大的影響。他晚年所著《我的回憶》，自一九六六年起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內中這麼寫及李大釗：&ldo;李大釗先生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l;左&r;傾思潮的發祥地。&ldo;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ldo;訊息靈通的李大釗先生常以俄國革命作為談助，我們也時常據以研究俄國事態的發展。李大釗先生不是說教式的人物，他過去一直沒有向我宣揚過馬克思主義。他很注意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以往我們的接觸多半的為了商談具體問題，到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開始集中注意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我們商談的出發點還是救國的途徑，認為除舍效法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我們確認俄國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舊勢力，抗拒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壓迫，都是得力於俄共的領導，換句話說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放光芒。由於李大釗先生的啟發，認定一切問題須從瞭解馬克思主義著手，我才開始對馬克思主義作較有系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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