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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是太宗即位以後的第一次開科，即所謂的龍飛榜，共取進士一百零九人，諸科二百零七人，特奏名一百九十一人。這一榜的進士受到特別的禮遇，據說是因為張齊賢的緣故。有記載說，太祖晚年去洛陽，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北漢、富民等十策，太祖召見他，稱讚他有四策不錯，他堅持說十策都可行，太祖一怒之下命衛士將其拽出。回來後對其弟光義說：&ldo;我這次到西京，只得到一個張齊賢，留給你取他自輔吧。&rdo;而此時張齊賢雖中了龍飛榜，排名卻在數十名以後，為了起用齊賢，太宗乾脆大部分錄用了。這個故事旨在說明太祖在生前就決定傳位給太宗，即便不是子虛烏有，也很可能經過太宗的加工和改造。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有龍虎榜之稱，李沆、王旦、寇準和張詠都是這榜取中的，都是北宋前期第一流人才。這榜值得一提的是，現任官也有舉進士赴殿試的，說明科舉的市場價與含金量在攀升，好比現在做了處長還要拿博士一樣。從太平興國八年開始，及第進士賜宴瓊林苑成為一種定製，這也是為了提高進士的身價和地位。
雍熙二年（985年）的禮部貢舉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實行試官親戚別試製度，即另設考場，另派考官，這一迴避法後來也推廣到鄉試中。二是進士唱名賜第制度由這科開始，這也是曾強進士自豪感的有力手段，以至後來韓琦敢對名將狄青蔑視地說：&ldo;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rdo;尹洙更是說：即便是統兵數十萬，恢復幽燕，奏凱太廟，也比不上狀元及第那麼榮耀。
端拱元年（988年）貢舉確立了貢院制度，以後省試都基本遵行。制度規定：省試前，由御史臺派一名官員監門，在都堂簾外設立桌案，唱名給每個應試士子印試紙。閱卷合格，錄進士試卷供皇帝審閱，諸科則只錄姓名。皇帝御定以後，先各書姓名分散報捷，次日再放榜唱名。向皇帝謝恩以後赴國子監謁見孔子像，接著在瓊林苑舉行兩天聞喜宴，首日宴進士，次日宴諸科，都算是皇帝賜宴。宴罷及第者題名刻石於貢院，再由狀元牽頭，召集同科舉人擇日聚會，稱為期集，列敘姓名、鄉貫、三代，敘同年關係。然後登科之人赴吏部試判三道，稱為關試，作為吏部選官時的參考。
淳化三年（992年）是太宗朝最後一次開科，也有兩點值得一說。一是對主考官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在奉詔知貢舉時當場就入貢院，與外界隔絕往來，使其不能預先接受請託賄賂。二是殿試時首次實行糊名考校法，即把舉子的姓名籍貫糊去，防止徇私舞弊，這一制度後來也推廣到科舉制的各種考試中（真宗朝還實行試卷謄錄，只把試卷的抄件交考官評閱，使其無法辨認考生字跡）。
縱觀太宗朝的科舉，有兩大特點，即取士多，提升快。取士多當然是與太祖朝相比。太祖朝幾乎年年開科，共取士十五榜，取進士最多一榜是開寶八年的三十一人，最少一榜是乾德四年僅六人；十五榜共取進士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榜僅取十三人不到；倘把諸科和特奏名的二百六十七人也計算在內，每榜也僅取三十人略強。太宗朝開科八次，取進士最多一榜是淳化三年達三百五十三人，最少一榜是太平興國三年也有七十四人；八榜共取進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平均每榜竟達約一百八十六人，是太祖朝的十四倍；倘把諸科和特奏名的四千四百零六人也計算在內，每榜取士多達七百三十五人，將近太祖朝的二十四倍。太祖開科從開國到去世共計十七年，平均每年取士約十七人，其中進士十一人。太宗從即位次年開科取士，淳化三年以後就不再開科場，年代跨度為十六年，平均每年取士約達三百六十八人，其中進士九十二人，分別是太祖時代的二十一倍和八倍。太宗朝人才當然不會一下子比太祖朝十倍二十倍的湧現出來，這完全是太宗政策導向的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