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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線的，何況還有個聯絡員毛遠新，那可是他最信任的親侄子啊，所以鄧小平就被扣上了“右傾翻案”的帽子給再一次打下去。
老蔡始終認為，鄧小平的這次做法不是很明智，既然你都眼看著就要掌權了，毛主席也將不久由於身體的原因會告別這片土地和這個世界，你就好身的成全他一回唄，常言：人之將去，其言也善。何必苦苦相逼呢。再說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整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是防修反修的，當時的那個背景下，確實黨的很多幹部有蛻化變質的傾向和危險，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有農民起義的教訓情節，把進駐北京比喻成進京趕考，當政後又怕當了李自成，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大二公，平均主義，怕廣大翻身的老百姓被淪為新型的被剝削者，發動階級鬥爭，這些老蔡相信鄧小平應該是能夠讀懂的，可他就是那麼固執，非要哪壺不開提哪壺，非要跟文化大革命過不去，惹得毛主席他老人家不高興，重新把你打回地獄。何況這個時候還有“四人幫”虎視眈眈的呢，你鄧小平一下臺不打緊，工作也做不成了，政策也穩定不下來了，那“四人幫”不就是此消彼長了更加得勢了？
所以老蔡一直以為鄧小平那個時候真是缺乏鬥爭藝術，不應該去清毛主席的帳，畢竟人家那個威信，還當著權呢，你這個時候去清他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誰都忍受不了。也許鄧小平是這種個性吧，不會搞什麼革命的兩面性，只會求真務實，是個跟事實較勁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唯實主義者。不然，他後面就不會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了。
這樣較真的後果肯定是可想而知了。鄧小平下臺後，毛主席也是沒有辦法，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那邊壓著“四人幫”不讓他們太過張狂，這邊又沒有人頂上來，最後只好選了一個老實人華國鋒上臺，好歹在後面跟他撐著腰吧，跟那“四人幫”平衡平衡而已。華國鋒在中央沒什麼根基不說，更沒什麼資歷，而“四人幫”是早已經營多年，這兩股勢力根本就不是一個檔次的，毛主席一離開人間，這天下就會落在“四人幫”手裡，以後又會是個什麼情況，誰能知道。。。。。。？
這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概過程，具體細節，老蔡也無從查詢，倒是蔡書舟基於愛好，透過各種渠道知道了一些真相。
在1975年1月，總理周恩來因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為穩定國內形勢，平衡四人幫的勢力，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重掌大權後，開始調查解決文革發動以來造成的各種問題，領導全面的整頓，並以毛主席的“三項指標為綱”的旗號進行展開。他說：“毛主席最近有三條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於安定團結的，還有一條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重要指示，就是我們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是互相聯絡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他反覆強調：當前有好多事要辦，“特別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並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納回正常軌道，並發展為對文革的全面糾正。尤其是經濟的明顯轉機，證明了批林批孔運動的錯誤性。這同時觸怒了江青集團和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革的錯誤，認為這是對其晚年重要功績之一的文革的否定。當四人幫向毛澤東反映鄧小平妄圖翻案的時候，毛澤東表態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認為文革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對文革的評價問題。就這樣毛澤東希望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的要求，鄧小平婉拒之。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