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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期間，我們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變。訊息傳來，軍校學生都紛紛向何應欽請戰，要求參加討伐張學良、楊虎城的&ot;叛亂&ot;。那時何應欽是討逆軍總司令。同學們還討論各種拯救校長的方法，個別同學甚至異想天開地提出讓飛機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長。當時，我們結識了一名共產黨員。他向我們解釋：張、楊的行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聽了他的解釋，我們都讚揚張、楊的革命行動。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對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強。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後，國民黨對輿論的控制也相對放鬆，社會上出現了許多進步刊物。其間，阮慶介紹我讀了許多進步書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另一本是進步雜誌上介紹陝北紅軍的紀實性文章。讀後使我在思想上對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有了更清楚的瞭解，知道在那遙遠的蘇區已經有一大批堅定的革命者，他們正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艱苦卓絕地奮鬥著。《西行漫記》還介紹了許多共產黨領袖和紅軍將領，我們非常關注林彪、徐向前、陳賡等黃埔學生的傳奇故事，希望畢業以後能像他們那樣，為國家獨立，民族富強貢獻一生。
本來，靠誰來領導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我們進一步瞭解了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認識到中國抗戰的希望就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在阮慶潛移默化的幫助和影響下，我的思想認識產生了飛躍。到此時，我們更堅定了要投靠共產黨，要到陝北參加&ot;紅軍大學&ot;的強烈願望。阮慶是我參加革命的啟蒙老師，在他的教育和引導下，我終於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軍校畢業後，我之所以能夠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響。他在關鍵時刻能夠做出正確決定，在困難時期能夠堅持自己的主張。阮慶為人正直，樂於助人，對我更是兄長般的關心。1937年畢業分配時，我積極要求到前線部隊，直接參加對日抗戰，上級滿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滬前線作戰的第九集團軍第八十七師。阮慶因為軍事訓練成績優秀，最初分配到南京憲兵學校當區隊長。他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線，主動和同學換到八十七師。後來我們又一起投奔延安。解放後，他由四十九軍團政委轉業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書記、桂林地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等職，工作非常出色。&ot;文革&ot;中他身處逆境，被打成&ot;反革命走資派&ot;，受盡折磨。但他在困境中始終堅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ot;四人幫&ot;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廣州軍區某些人為了整我，幾次找他外調時，他不為威脅利誘所動，頂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壓力，實事求是，不肯為他們寫假材料。為此，造反派對他的迫害不斷升級，使他吃了很多苦頭。阮慶對我的這份真摯感情，令我終身難忘。我為有這樣一位好朋友、好兄長感到驕傲。
1937年8月，為了共同抗日，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在南京傅厚崗66號(今青雲巷41號)設立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辦事處有個工作人員，叫溫健公，是共產黨員、青年哲學家，曾在日本留學。溫健公和廖斌是同鄉、同學。他到南京後，得知廖斌在南京中央軍校學習，就到軍校看望廖斌。這以後廖斌便帶我和阮慶找溫健公，請求八路軍辦事處送我們上延安。但溫健公婉言回絕了我們的要求。
一週後，我們又去找溫健公。這次他領我們見了葉劍英。葉劍英熱情接待了我們。當他得知我們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後，也沒有同意我們去陝北的要求。但葉帥還是親切地向我們詳細介紹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鼓勵我們好好學習。他說目前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在哪裡都是打日本，要我們以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