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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當楊振寧父親講得正高興時，他母親打斷了他父親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當時楊振寧的感受是：“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18楊振寧訪華前十年就有這樣的經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的認識。
另外一個原因是，早年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物質文明發達後出現的一些社會現象，與他們在儒家文化環境下生成的價值標準發生衝突，常常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矛盾，一方面認同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但一方面又簡單否定這種文化中出現的負面現象，他們不願意放棄真實的西方生活，但同時在思想和觀念中強烈表現出對故國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聯大的同學何兆武曾說：“王浩在國外是左派，擁護新中國，有一陣改學*主義，想知道*到底是怎麼說的，學習得很起勁，所以他從來不去臺灣。”19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聯大的同學王憲鍾從美國回來看他，他的孩子們在議論此事時流露出抱怨情緒。但穆旦嚴肅地告訴他們：“美國的物質文明是發達，但那是屬於藍眼睛、黃頭髮的，而我們是黃面板、黑頭髮。”穆旦還說：“物質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動物一樣活著，總要有人的抱負……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20
黃仁宇在自傳中曾提到過，吳文藻和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住（他們一年內做到了）”。21
1971冬天，馮友蘭聽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寫出“東河昔遊地，及見舊邦新”的詩句。第二年馮友蘭和梁漱溟見面，“談話間，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合法地位事十分高興，因此對毛澤東十分佩服”。22
中國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普遍對於從事觀念和知識活動較為輕視，所以很難擺脫成王敗寇的思維。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提到當時一個美國博士多克？巴內特（DockBennett）的感覺。他認為：“*同盟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23
黃仁宇說在巴內特訪問過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後一致的解決之道。原來*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於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於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了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讚美蘇聯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24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70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6）
黃仁宇和西南聯大知識分子是同一輩人，他們共同的人生經歷和處境（特別是後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經歷），很容易產生思想共鳴。黃仁宇在他晚年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歷史意義。他認為：“至於特定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