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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凱末爾在開塞利向人們講授新字母 土耳其共和國的文字改革成效顯著。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僅有1/10人口識文斷字。現在，人民有義務掌握新土耳其語並將其教給自己的子女和鄰人，甚至搬運工和船家。新的字母比較容易掌握，而且更能表音，故加速土耳其共和國的教育發展。例如，奧斯曼帝國在現代土耳其文中寫作osanlı İparatorğu。從1923年至1938年，共和國的在校生人數增長一倍。2004年，共和國的識字率達到865。土耳其人學習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甚至閱讀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散文和韻文名著變得吃力，但是學習英語、法語或其他西方語言卻變得相當容易。穆斯塔法&iddot;凱末爾&iddot;阿塔蒂爾克（tafa keal ataturk，1881‐1938年）認為，此前用來書寫奧斯曼文的阿拉伯字母無法體現奧斯曼語的發音和語法，而且與伊斯蘭教、歷史、傳統文明和奧斯曼帝國緊密相連，而拉丁字母則與世俗化、現實、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相關，因此贊成採用修改後的拉丁字母書寫現代土耳其語。
自突厥語族皈依伊斯蘭教後，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就藉助經典文獻以及詩詞歌賦深刻影響突厥語。作為突厥語的一支，奧斯曼語中也出現大量源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借詞（實詞和虛詞）、語法、修辭甚至格律，幾乎成為阿拉伯語、波斯語和突厥語三種語言的混成語，其中突厥語詞彙僅佔1/3左右，書面語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政界、學界和文壇特別是宮廷詩歌領域，許多文人墨客和達官貴人極度推崇直接採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進行寫作，一些詩詞竟然同時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相比之下，帝國下層民眾特別是安納託利亞東部的農牧民，普遍使用較為質樸但是倍受鄙視的口語，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成分比重較小。顯而易見，奧斯曼語的書面語和口語割裂嚴重，迥然不同，這不僅使上流人物得以壟斷文化，而且使民族國家的構建遙遙無期。
鑑於奧斯曼土耳其語的弊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奧斯曼帝國有識之士已經開始關注語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iddot;米尼夫（ht 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iddot;費特赫&iddot;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倫敦的青年奧斯曼黨分子（new ottoans）、1912年傑拉爾&iddot;努瑞（je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陸軍大臣伊斯梅爾&iddot;恩維爾（is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語言改革主張甚至付諸行動。其中一些人主張將奧斯曼語中比重過大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彙清理出去，即&ldo;純化土耳其語&rdo;。然而，如果將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成分徹底掃蕩乾淨，奧斯曼語就將成為沒有內臟和喪失血肉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納新詞之前，還不宜清理舊詞。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凱末爾決定憑藉國家權力，發動一場不見硝煙的&ldo;語言戰爭&rdo;（dil savasi），繼而打贏所謂的&ldo;文化戰爭&rdo;（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國廢除哈里發制度翌日，政府頒布&ldo;教育統一&rdo;法（ogreti birligi），革新學校教育的課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勢和新知識的新課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舊課程和舊教材，土耳其語授課獲得扶持，採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教授的課程和教材受到排擠。從1928年夏秋開始，共和國開始實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來拼讀現代土耳其語。受此影響，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從192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