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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人氣質》一書中，來尋找魯迅思想的來源，是件有意義的工作。應當說，史密斯對中國人個性的梳理，是十分精彩的。他不像一般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那樣古板地考察問題，有許多內容，是從觀察和體驗中來的。他注重中國人的日常行為、生活習俗、價值態度，對其歷史也較清楚。這部紮實的書一方面充滿了對古老帝國人的愛意，另一方面，對國民劣根性給予了坦率的批評。考察一個民族的個性中深層的東西是困難的，何況又是一個外國人?他在中國的二十幾年，深入實地，閱讀報刊，結交朋友，從社會心理到文化形態，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的世態民情，確是不易。此書多直觀的描述，理論分析恰到好處，無極端主義傾向。上至帝王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遠及古代文化，近逮日常起居，所述詳備，切中要害，尤其談中國人落後習俗，讀之令人汗顏。作者的可貴之處，在於看到了中國人個性萎縮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視野也較為開闊。一個長久地生活於中國本土的人，無論怎樣聰慧，是難以寫出這樣厚重的著作的。史密斯的新穎的視角，廣闊的時空觀念，對比的價值態度，使他的文字處處迸射著沉重的愛意。魯迅後來差不多接受了他大部分思路。例如，史密斯強調中國人忽視精確，智力混沌，可謂一語道破國人認知上的弱點。這弱點的根本，是思維的問題，而思維的載體，在於語言。所以魯迅後來在翻譯中主張直譯，反對意譯，乃在於改變中國人表達思想的含糊，不確切。他後來乾脆主張以拉丁文的拼音字代替漢字，其動機亦在於此。再如，史密斯強調中國人的欺騙才能很高，他說：&ldo;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一樣，有這樣一個特點：希望儘可能長地隱瞞壞訊息，不得已傳達時，也採取偽裝的形式，然而，中國人所要求的&l;好形式&r;欺騙性過強了，以至使我們吃驚，感到毫無意義。&rdo;這批評是中肯的。魯迅後來諷刺國人的弱點，也抓住這一劣根性不放，對&ldo;瞞&rdo;與&ldo;騙&rdo;的抨擊，至今讀來，亦讓人感喟良多。史密斯分析了中國人種種弱點之後，把其生成原因，與古文化、社會制度聯絡起來，認為儒道釋的思想和皇權統治，導致了中國人氣質上的落後與保守性。他以孔子和孟子的言行為例，在這些聖人那裡，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惜以欺騙的形式與人交往。這種欺騙，在中國人眼裡，是出於禮節的需要，並無褻瀆真理之義，但在洋人看來，不直接陳述自己的觀點，顧左右而言他，是不道義的。這觀點，魯迅甚為贊同，他對孔孟儒學毫不客氣的批評，對虛偽的正人君子之流的攻擊，都是有別於傳統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魯迅認為中國缺少正視現實、坦誠為人的一面，這恰恰是《中國人氣質》一書闡述較多的地方。至於在引進科學方式、興新型教育、強調人格等方面，亦有共同的感受。我讀《中國人氣質》一書，不僅驚訝於洋人的敏銳，更主要是看到了魯迅與西方漢學界的互感的態度。承認自己的弱點，並以洋人為師，是要有勇氣的。魯迅在審視國民性格方面所具有的氣魄，確是一般中國人所少有的。
史密斯論及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結構時，掩不住一種深切的失望。這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不如說是對人類的一種情懷。東西方的民族千差萬別，各有優劣自不必言。西方人在中國人的忍耐與堅韌方面，所受的鼓舞，想必也是不少的。但史密斯深切地感到，中國的改革異常艱難，這個缺少誠與信和人格力量的國度，倘無科學、教育、基督式的愛的普及，要振興起來，是不可能的。他尖銳地指出，用道德說教與榜樣的力量來影響國民，幾乎無任何作用。他引用巴伯(baber)的觀點說：&ldo;一句話，中國人必須開化。除非藉助外部的力量加速這一程序，否則要想完成這一程序，一千年的時間都嫌太短。&rdo;作為一個中國人，接受這一理論是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