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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他所說，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個年頭，中間沒有回過一次家。他是把東京當成自己第二個故鄉的。這6年的生活，對他一生影響重大，其收穫已在日後的文學活動中顯示出來。應當說，那6年他所讀的書，甚至比魯迅還要廣泛。他不僅學習了日本語、希臘語，甚至還涉獵了俄語和梵文。加之先前學過英文，他的知識視野，是異常開闊的，而興趣也在那時變得多樣化起來。那是安逸、快樂的6年，他漸漸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個心性溫和、中庸、學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時悄然形成。
周作人對日本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魯迅那樣，出於一種生命本體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與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結識和交往，大多止於一種禮儀上的，不似魯迅那種精神深層的拷問。看周作人後來寫自己的留學生活，總不及魯迅那麼憂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風細雨的快意。異國的一切，在他那兒成了一幅幅優雅的山林圖。周作人似乎就坐於木板房前，品茶讀書，書香暗來，有不盡的愛意從中湧出。他似乎沒給後人留下什麼痛苦的東西，回憶成了一種自娛，在那溫和的談吐中，他把文化交匯過程的審美快慰，淋漓盡致地勾勒出來。
這種自娛，魯迅是很少表現過的。他與生俱來地帶有神經質的東西，對外界不和諧的雜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當年魯迅在仙台讀書的環境裡，即使遇上同樣的事件，他的反應，恐不會有兄長那麼強烈吧?他本能地具有著鈍化痛感的能力，精力與興奮點，均留在書趣之中。外面的風雨也只是仰頭遙望而已，不會像哥哥那樣赴湯蹈火。兄弟間的不同，在留學期間，便這樣分明，這就多少決定了他們後來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沒有完全相同的樹葉，這是確實的。
自從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漸漸出現了新的內容。周作人除了讀書學習外，更主要是聽命於哥哥，或說受魯迅思路的影響，對文學產生了興趣。此前他們都譯過國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並不繫統。那多是受了林紓的影響，文字也古奧。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發了編輯雜誌的慾望。按周作人的解釋，辦雜誌以倡導文學，是受了梁啟超《新小說》雜誌的影響，一時似乎找到了中國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啟超那時名氣很大，他於1903年創辦的《新小說》，多載有愛國興邦的章回小說，還帶有域外翻譯作品，風靡一時，尤其對青年人感召力很強。梁啟超曾著有《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倡導以小說寓教，感染世風，使國人從昏暗中自省。應當說，把社會啟蒙從空洞的叫喊落於實地，且又和中國讀書人的喜閱小說雜記一類聯在一起，對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們似乎也意識到了，透過文藝轉移性情，改造世界，是個重要途徑。魯迅棄醫從文，雖有上面談到的原因，但我想，藝術與哲學對他的引力，或許更大。文學事業一下子把他吸引過去，其中心裡多年養成的愛好也是起到潛在作用的。一般青年愛好寫作，鑽研於寫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辦一個雜誌，就非有氣魄不行了。這也可以想見，青年魯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現實的情況卻不太妙，辦一份雜誌，對於窮學生而言，談何容易!這份希望，最終還是破滅了。周作人寫道：
魯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個，此外是許季茀和袁文藪。魯迅當初對於袁文藪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談得來，我卻不曾看到過。因為他從日本轉往英國留學，等得我到日本的時候，他已經往英國去了。可是袁文藪離開日本以後，就一直杳無訊息，本來他答應到英國後就寫文章寄去，結果不但沒有文章，連通訊都不曾有過一封。這是《新生》運動最不利的事情，在沒有擺出陣勢之前，就折了一員大將，不，這還是頂得力的一員大將哩。可是《新生》卻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還是默不作聲的籌備著。在這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