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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說，儘管伊羅生反對史達林，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編輯《中國論壇》的兩年時間裡他受到過中國託派分子的影響，因為當時他們要麼被關在監獄，要麼支離破碎，影響甚微。伊羅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史達林‐托洛茨基圍繞中國而發生的爭論，直到從莫斯科正式渠道的訊息得知，陳獨秀這個過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為中國地下的託派反對派領袖。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對陳的譴責，但伊羅生拒絕在《中國論壇》上發表。
可以說，伊羅生在北京與劉仁靜的合作，是伊羅生在中國生活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意想不到的真相顯露，令伊羅生時常處在驚奇之中。
劉仁靜在上海便與伊羅生認識。他的英語流利，對史達林‐托洛茨基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也瞭如指掌，並且有大量資料充實他的見解。當伊羅生夫婦在北平安頓下來之後，劉帶著夫人、兩個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給他的材料，搬到他們在大羊宜賓衚衕一號的四合院。在翻譯江西資料的過程中，伊羅生和劉仁靜在北平地下組織幫助下日夜工作。這是充滿著危險也令人痛苦的工作。具有重要價值的絕大部分資料，由化名的共產黨人送到四合院來。據維奧拉回憶，其中有一位&ldo;王小姐&rdo;，她帶來了1927年大革命以來沒有人見過的一套完整的中國共產黨的資料。它們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犧牲者的墳墓旁邊。後來由劉仁靜在北平一帶的託派同志挖了出來。
劉和伊羅生一頁一頁翻閱整套檔案，劉逐頁向伊羅生敘述該頁內容。當確定感興趣的目錄後，他便翻譯出來，由伊羅生打成英文。用這種方式最終完成了一千多頁打字紙的資料。就這樣，在劉仁靜的幫助下，伊羅生回溯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他獲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史達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補充著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史達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劉仁靜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車站被捕，當時他們正準備乘車去南方。在例行的行李檢查中，警察發現中國共產黨的小冊子，這是劉仁靜粗心大意放在行李裡的。經過北平協和醫學院的一位美方負責人艾達&iddot;普魯伊特(ida pruitt)的疏通，劉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釋放，而劉的命運一直是個謎，直到好多年後伊羅生才得知，在日本侵佔南京前夜蔣介石政府遷往武漢時，劉仁靜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從南京監獄中被釋放出來。
劉仁靜全家的被捕使伊羅生受到沉重打擊。他同時感覺到，研究這樣一些具有爆炸性內容的違禁材料，處境非常危險。他和維奧拉決定，該是離開中國回到美國的時候了。1935年6月，他們帶著十箱檔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郵輪前往馬賽，從那裡開始了他們的歐洲之行。在巴黎，伊羅生訪問了法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艾伯特&iddot;特雷特(albert tret)，拜訪了一些託派分子，並用一些時間在國家圖書館研究中國大革命。
1930-1935年第27節 伊羅生：史達林與托洛茨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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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羅生所做的最艱苦的努力，是尋找史達林1927年4月5日發表的一次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演講記錄。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伊羅生的重要目的是研究以往共產國際的國際新聞簡報《國際新聞通訊》(perrr )，以便能夠從外國的報導中，找到一些材料來證實他對中國資料所做出的事件歸納。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這套簡報中缺少的一期，正好出版於上海大屠殺之時。其中有史達林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宮大廳裡的演講摘要，當時他反駁托洛茨基對支援蔣介石的批評。這一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