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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里科面談整整3個小時，不能喝水，不能上廁所。我準備的案件文稿倒是得到加里科的高度評價，但這3個小時卻讓加里科吃盡了苦頭。他快70歲了，患帕金森氏病。他哆嗦著當著我的面吃的一把藥片都是幹吞進去的，說話的時候舌頭上都是藥片的顏色。最後走出面談室的時候，加里科已經體力不支。我幫他收拾好檔案包與電腦，幫他拿著行李，而他拄著柺杖，踉踉蹌蹌的，險些摔倒在地，讓我和邊上的獄卒驚恐萬狀。
美國有好人，加里科就是一個，他家是我在哈佛讀書時的Host Family，是校方為照顧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適應美國生活而安排的。Host Family是本地的校友家庭，多為富裕的中產階層，對外國學生友好。加里科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律師，他們一家與我們一家的友誼從1991年我入學哈佛至今。儘管我歸國創業多年，公務繁忙，疏於與加里科聯絡，但他知道我和前妻被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後，不顧病情，幫我聯絡最好的律師，同時抽空來探監，指導我做一些基礎的法律方面的配合案件的工作，以減少律師的工作量和鉅額的律師費用。
躺在床上的時候，我想，我這種美國政府眼中的“壞人”，我能不服罪與他們抗爭，也是一種勇氣。試想，起訴書中“美利堅合眾國對吳振洲”這樣的開頭，被全世界最強大的政府指控，你一箇中國人在地球的另一邊和這樣的政府抗辯，一般人不嚇趴下才怪。我2008年12月5日自香港飛抵芝加哥，準備轉機去波士頓時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掛名公司顧問的前妻與美國子公司的負責人。我們被控偷稅和違規出口，我本人面臨最高28年監禁和最高達百萬美元的罰款。至今，除了我前妻獲保釋外，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分別被押在兩座不同的監獄中等候審判。案發之後，輿論四起，一些在美國的朋友能躲的都躲起來了，許多美國的同行也對我們唯恐避之不及。想起昨天晚上加里科最後顫巍巍地被獄卒攙扶出監獄的背影，我深信這個美國老人的勇氣比我大多了。我百感交集，默默地為他祈禱。
早上7點45分 早餐（1）
“嗞、嗞”聲中，牢房自動門鎖開啟，早餐時間到。剛在芝加哥被捕入獄的時候，我覺得當時的黑人獄友大衛像一條狗。每天早上牢房門開啟之前，他會準時起床，急不可耐地在門口徘徊，眼巴巴地在門洞守望，隨時準備主人開鎖之後，奪門竄出。如今，我在監獄中呆了100多天之後，也變得與大衛一樣靈敏。聽見門鎖開動，我再躍而起。
在監獄中，如果你耽誤了吃飯的時間，獄卒是不會來請你，更不會為你留飯的。現在我一個人住，也不會有同室獄友（這邊叫Celly）來提醒就餐。對於所有的犯人，在剝奪自由後，在失去一切之後，吃飯是監獄生活最本能最重要的行為，是無論如何不可錯過的。所以，監獄生活練就每個犯人靈敏的耳朵，對與吃飯關聯的聲響有高度警覺。
清晨的監倉大廳，大家悄無聲息地排隊，領取各自的餐盒，然後端到各自慣常的餐桌同餐。關係好的犯人會互致早安，許多人剛從睡夢中醒來，蓬頭垢面，默默在餐桌前自顧自地吃飯。
我與布魯斯和亞瑟一個餐桌，位於監倉大廳最側面的角落。犯人之間不自覺地形成自己特定的私交圈子，並以監倉大廳中的餐桌為領地。之前，我和三個外國人一起在另一個餐桌，他們一個是愛爾蘭人，一個巴西人，一個敘利亞人。後來，愛爾蘭人轉到紐約服刑去了，巴西人申請去廚房工作被調去另一個監倉，而敘利亞人米歇爾則常睡懶覺不來吃早餐（把自己的早餐賣給別人了）。我那個桌子換成了一箇中年白人西蒙，一個白人老頭約翰，一箇中年黑人格雷格，加上我一個亞洲黃種人，也算是有意思的一張餐桌，我是比較喜歡的。最近，受布魯斯的邀請，我搬到他和亞瑟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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