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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等級的人在政治待遇和法律上都有嚴格的區別，對蒙古、色目人特別優厚，對漢人和南人則百般歧視。
如在各級統治機構中，正職一律由蒙古人擔任，漢人、南人只能擔任副職。終元之世，擔任中書省左右丞相的漢人只有為蒙古統治者立下過赫赫戰功的史天澤和賀惟一；掌握軍機大權的樞密院長官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掌監察大權的御史臺長官御史大夫，則沒有一個漢人官員擔任過。在地方各級機構中，掌握實際權力的達魯花赤一職，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任總管，回回任同知。並三令五申嚴禁漢人、南人、契丹、女真等出任達魯花赤。
對此體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元朝的文人了。這從許多元曲作品中可見一斑。在散曲作品中，嘆世之作隨處可見。有感嘆世事顛倒錯亂的：&ldo;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誇薦&rdo;（無名氏《朝天子&iddot;志感》）；有慨嘆權豪橫行的：&ldo;仗權豪施威勢，倚強奪弱，亂作胡為&rdo;（騰賓《普天樂》）；有譴責政治腐敗的：&ldo;堂堂大元，奸佞當權……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rdo;（無名氏《醉太平》）。由於元代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以始終存在較嚴重的民族歧視與壓迫，對於廣大漢族文人來說，這是一個無出路而苦悶的時代。漢族文人或者做不了官，或者只能做小官，就是那些地位較高的也只能做一些沒有實權的如翰林學士之類的官。
無奈之下，漢人只好&ldo;由刀筆吏得官&rdo;，而這最是文人所不屑為的。文人的地位在元朝一落千丈，漢族文人對此充滿了失望與怨憤的情緒是必然的。不要說白衣文士由於失去了晉身之階而不滿，就是那些做了高官的漢族文士，由於受到蒙古貴族的排擠，心情也是不愉快的。如替元朝出了不少力的許衡，臨死之前對他的兒子說：&ldo;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立碑也。&rdo;位高如許衡者都能發出這樣的感嘆，何況那些籍籍無名的文士呢？
皇慶二年（1313年）恢復科舉考試後，在考試科目上規定蒙古、色目人考兩場，而漢人、南人則須考三場，考題難易也有差別。雖然赴試的漢人、南人士子的人數遠在蒙古、色目人之上，但錄取的名額卻是按四個等級平均分配。在錄取的名次排列上，南人被明令規定不得進入前三名，蒙古人一旦及第即委任六品官，而其他等級則遞降一階。在科舉考試中的民族歧視政策，極大地限制了本來具有文化優勢的漢族知識分子透過科舉得到參政機會的可能，使元朝成為隋唐以來科舉選士、選官對任官制度影響的最小的一個時期，同時也給學風、政風造成了相當消極的影響。
在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下，文人多的是沉淪感和與統治者的對立感，繼而引發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避世與玩世。前者遁入山林，後者步入市井。如劉因曾受徵入朝，不久便以母病辭歸，再召便固辭不就，以至忽必烈感慨說：&ldo;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rdo;
但文人始終是文人，他心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元代文人所崇尚的隱逸精神、浪子風流只是表面現象，他們的內心其實是被矛盾所控制的。
從法律規定上來看，蒙古人、色目人犯法歸大宗正寺審理，漢人、南人犯法歸刑部審理。刑罰的規定也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與漢人紛爭，漢人遭毆打不許還手，只允許告官，&ldo;違者嚴行斷罪&rdo;；蒙古人在與漢人紛爭及醉酒打死漢人，只罰其出征、付給燒埋銀即可了結；漢人、南人犯罪須在手臂上刺字，而蒙古人、色目人則不必；漢人打死蒙古人，除兇手被處死刑、抄沒其家產外，還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