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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兼管，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北方天津、牛莊和長江內河漢口、鎮江等增開口岸十餘處，因而南洋欽差大臣由江蘇巡撫兼任，北方則增設三口通商大臣一員。這就是後來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來。它們名為&ldo;通商&rdo;大臣，實際上&ldo;通商&rdo;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務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於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了。在洋務運動整個過程中，總理衙門起了樞紐的作用，左宗棠說：&ldo;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域性。&rdo;
由此可見，總理衙門是適應對外開放和內部改革的新形勢需要的產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以拯救清朝統治的自強新政（也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的洋務運動）成為國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為洋務運動開端的標誌是適當的。
在過去，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開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種說法。1860年說，是以清政府定下&ldo;兩害相權取其輕&rdo;政策，向外國侵略者妥協簽訂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從而取得列強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為標誌；1862年說，主要是以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和比較系統地使用洋槍洋炮、練洋操以更有效地鎮壓人民革命為標誌。前一說法，突出了妥協投降和反對人民革命，也即傳統的把洋務運動看作是買辦性與反動性相結合的產物，那當然就一無足取了。後一種說法，雖注意到了先進技術的引進和使用以及近代工業的發生，但使用堅船利炮並不自1862年始，新式軍事工業的起點，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慶內軍械所為標誌。據《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安慶內軍械所設所的時間是鹹豐十年十一月，曾國藩還曾於是年十一月初二日&ldo;至子彈局、火藥局一看。&rdo;，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開端說，難以成立。因此，即使從辦近代軍用工業說，將洋務運動開端定於1861年也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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