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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興趣是成功的最好老師。歷史人才的產生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現代教育制度的培養，一種是個人興趣的滋潤。兩種方式各有其利弊。透過本科、碩士和博士培養制度培養的歷史專業人才，具有規範化、系統化、學術性和理論性的特徵，然而，由於它被納入實用性的高考和考研體制，因此成為部分人&ldo;為稻粱謀&rdo;的終南捷徑，被動地從事歷史學習和研究，未能充分激發起學習興趣，最後的成效也不盡如人意；而後一種形式屬於自學成才的模式，純屬個人興趣的驅動，毫無功利目的，其以前的缺點是獨學無友，而今網路時代則能結成群組，相互交流，甚至吸引一些專業歷史學者加入，使得他們在自學過程中，也獲得了學術交流帶來的相互磨礪和學術增值。作者及其群友們的經驗，證明瞭後一種模式的意義。當然，後一種模式也有比較大的弱點，便是容易走向&ldo;粉絲化&rdo;，對研究的物件傾注過多的個人感情。如果能夠將兩種模式結合，將對歷史有強烈興趣的人納入現代教育體制，則無疑是如虎添翼。但現代教育體制&ldo;求全責備&rdo;的特徵，常常將&ldo;學術偏才&rdo;拒之門外。怎樣改革現代教育體制，是個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

其三，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火爆和成功與其說是欄目和講史人的成功，毋寧說是它引爆了業餘歷史愛好者對歷史潛在的熱情所致。原以為&ldo;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rdo;，沒想到在人海茫茫中經商、從政的各色人等，都有了解歷史的願望和衝動。透過該節目的走紅，讓人忽然發現原來社會上還有如此之多的歷史愛好者，他們關注著歷史，感受著歷史的無窮魅力。透過宏瞻們對歷史的痴迷，可以洞悉《百家講壇》成功的原因。

談完了以上的感想，再來談談宏瞻這部《世間已無張居正》。由於作者屬於第二種人才成長模式，因此她採用了業餘歷史愛好者常走的通俗史學之路。本書不像一般的歷史專業學者所撰述的規範的學術專著，而是透過敘述形式，生動講述張居正的人生道路和為政經歷，偶爾在敘述中夾雜作者的一些議論和評價。

這部書看起來只是在敘述史實，其實中間蘊含著許多作者的研究心得，一些不起眼的表述中，凝結著作者的考證成果。其中對張居正與同僚、同鄉、同年之間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微妙關係的描寫，就多有自己的發現。比如張居正奪情時陽明學者耿定向對他奪情起復的看法，從側面反映社會名流並非都拘泥於綱常名教，折射出當時社會思潮的多元化；又如張居正與王世貞的恩怨情仇影響張氏身後幾百年的毀譽評價，張居正與陸光祖的爭執反映出張居正改革的艱難以及他和主流政治理念的衝突；門生傅應楨彈劾張居正引來狀元門生張元忭的勸諫以及張元忭對老師奪情事件的態度，以此窺見張居正與門生的相處之道。

特別是作者指出，一貫反對張居正的鄒元標，在張居正死後並未如一些史書所說，積極為張居正的平反奔走呼號。作者認為，以鄒元標為代表的東林清議對張居正其人其學其治國之術始終存在分歧。此外，有些學者批評張居正晚年自稱&ldo;孤&rdo;是其權力膨脹的結果，有僭越之罪，而作者則指出，明人父母去世，居憂時或有以&ldo;孤&rdo;自稱的風習。方弘靜《千一錄》載：&ldo;自稱者，生、僕、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乃有稱不榖，居憂稱孤者，不知其不可也，蓋當時風氣如此。&rdo;

這種歷史的細節和歷史現象之間的微妙關係，在專業歷史學家那裡或被忽視，而本書則透過細微的考證，揭示出許多生動曲折的歷史情節。

世間已無張居正，但世間永存張居正。有張居正建立的豐功偉業，有歷史學明史專業和政治史專業的嚴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