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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時候，市政府正在進行著緊鑼密鼓的裝修大改造，因而有兩個人有時間專程跑了一趟來醫院看媽媽和我。
這兩個人，在幾年之後，當我會說話了，被我分別叫做趙姥爺和呂姥姥。
趙姥爺就是所長趙保國。他本來是燕東市接待辦的一個處長，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幹部；幾年前，因為國家工業部組織到此的一次外賓考察，不會外語的趙保國在迎接外賓時鬧了大笑話，甚至險些耽誤了市裡招商引資的大計劃。因此，他才被貶到市政府招待所——這個市委接待辦的直屬單位。當時他的領導承諾，若風頭過去，會把他調回接待辦；可幾年過去了，他卻沒有等到任何回撥的訊息，人們都私下討論說，趙保國可能只能從招待所退休了。
呂姥姥就是之前的招待所辦公室主任呂紅蓮，呂紅蓮學歷不高，是在同樣隸屬於燕東市接待辦的山上賓館從基層做起，熬了好多年才調到市政府招待所成為辦公室主任的。我媽方真真畢業剛被分配到市政府招待所時，她也是我媽媽的師父。一轉眼又過了好幾年。我出生的時候，呂姥姥剛剛升任為副所長，算是多年的媳婦終於熬成了半個婆婆，接下來前途大機率無量。
呂紅蓮曾對我媽方真真說過，她是既喜歡也羨慕我爸媽這對小兩口的，她覺得他們是最幸運的一代人：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和饑饉，沒有參加過上山下鄉，也從不曾被捲進時代的洪流裡被迫站隊；他們既聽過樣板戲也聽德彪西，既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看阿加莎的懸疑小說；他們甚至還能對黑格爾和尼采的觀點發表自己的見解，而自己接觸過的所有與哲學有關的人物只有馬克思恩格斯。這一代人雖然在糧油配給制度下身形纖瘦，精神卻飽滿富足；而等到他們讀好書畢了業，整個時代都彷彿早已準備好了一般，熱情洋溢地歡迎他們走向現成的工作崗位。
招待所那麼多職工生了孩子，呂紅蓮卻只去看過高燕霞和我媽。於是招待所裡就有人說，我媽和高燕霞，應該都是呂紅蓮的重點栽培物件。呂姥姥在醫院裡喜歡地抱著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笑呵呵地對我媽說道：“這孩子，長得一臉福相，是個小福星，會旺你們，也會旺咱們市政府招待所啊。來燕東做買賣的人越來越多了，咱招待所的生意也將越來越旺！”站在她身後的高燕霞和馮雁連連稱是。
呂紅蓮在醫院說關於我‘旺’市政府招待所的話，要在後來的日子才能驗證，因為我出生的那個時候，燕東市政府招待所正在進行著為期三個月的大裝修。
經過那場大裝修，曾經淡青色的花崗岩牆面被刷成了香檳色與奶茶色交疊的顏色；木製的白色窗框和透明的小玻璃窗全部被換成深棕色的鋁合金窗框和淡茶色的推拉式大玻璃窗；大門得以保留旋轉門的式樣，但原來刷著紅漆的木門被換成了鎏金色的不鏽鋼旋轉門；而在旋轉門的幾片玻璃中，居然放置著漂亮又豔麗的花叢，任何客人推動那旋轉門，都會帶起搖曳生姿的春日氣息。
但關於來燕東的人越來越多的說法，呂紅蓮則是在陳述一個不折不扣的事實。的確，從1989年的年初開始，就陸續地有很多南方來的人留駐此地，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他們當中有像陳閔明那樣的小商販，而更多的，則是西裝革履、帶著茶色眼鏡的商務人士。招待所的客房和餐廳幾乎天天爆滿，所裡原有的人忙不過來，招待所甚至不得不從社會上緊急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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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們回想起來，那個1989年的暮春，在燕東，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忙......
我出生時，我姥爺方清然作為燕東市外經委的主任，正忙著跟市長和其他領導，在歐洲為燕東招商引資。
我爸王彬剛剛被評為高階工程師，在忙著為市中心一棟即將蓋起的商務樓修改設計圖紙，他也是市建築設計院有史以來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