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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財好色、傷風敗俗的醜行，暴露了他們口誦彌陀、心藏荊棘的陰險嘴臉，使人們看到被梁武帝定為國教的佛教教會勢力的黑暗面。作品還透過對蕭梁、東魏、北齊諸國社會矛盾的描寫，使人們看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害民的官府。盤剝百姓的豪紳。舉朝上下有牛進、周乾、桑皮筋、吳恢、蔣太守、湯思忠、甄雍一類貪官汙吏為非作歹、殘害無辜，才促發了薛志義、繆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處讚揚了他們的綠林高義，肯定了這些起義英雄剪戮豪強、濟困憐貧、替天行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繼承了古典小說民主性思想的光彩。
歷史在這裡只是現實的鏡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駐足過去，而是指向現實。我們很容易發現，小說的內容是相當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問犯人，使喚的竟是明代的特務機關錦衣衛；處人的極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剝皮揎草；唱的麗詞豔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這種歷史失真現象，也表現出《禪真逸史》與明代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絡。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後期昏君庸主崇釋好道，寵用奸佞，朝政腐敗，以至外族入侵、危機四起的現實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謂“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輔序所謂“其間挽回主張，寓有微意”者亦在此。從這種現實性出發，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諸種生活的情狀。其間“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麼小丑，真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徵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這種駁雜斑斕的色調，有助於我們對明代的社會實際生活有更具體、廣泛的認識。
應該指出，《禪真逸史》也充塞著不少思想糟粕。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綱常名教的教條，順天知命的天命論觀點，也有釋、道兩家根深蒂固的虛無主義、無為主義，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等教義，和發源於宗教迷信的神仙法術，真是處處可見，無孔不入，使小說籠罩了一層宗教性的迷霧。不僅如此，作者從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倫理觀念出發，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順天安命的妥協精神；從道、釋二家清心寡慾、委棄紅塵的教義出發，安排了修真慕道、飛昇霞舉的歸宿。這樣，作品所描述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被弓；上一條投降的道路，並以失敗而告終。作者對投降主義的漚歌與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階級屬性。總之，由於《禪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釋、道主教合為一體，這就必然給作品帶來它們固有的消極思想。
《禪真逸史》出現於明代末期，這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都已相繼問世，傳統的歷史小說、英雄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的藝術成就，都得到高度的發展。在一個個藝術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膽識，不能另闢蹊徑，而是力圖把傳統小說的不同內容和藝術手法融合在一起，兼收並取，滲透綜合。所以，從作品反映的南北朝歷史背景，從這一百餘年發生的歷史、社會事件和一系列真實的歷史人物來看，自始至終都有濃厚的歷史氣氛，敘事方式也接近於講史。它對《三國演義》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歷史小說的印記。與此同時，它又受到《水滸傳》的強烈影響，不僅書中那些鋤奸去惡、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漢；就是其中的情節語言，也經常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表現出著意師承《水滸》的痕跡。此外，它還注目於市井小民，幫閒蔑片，加強社會風俗畫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筆法；旁門左道、神仙幻術的穿插，又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一類神魔小說的手段。可見作者雖有博採眾長之功，卻無藝術獨創之力。這樣一部綜合體的小說，就成為我國話本小說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