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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有錯誤，我就謙虛地對待這一毫無疑問的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明確表示，“我國立足於過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促進國際協調，來推廣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義。與此同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國作為唯一經歷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包括追求徹底摧毀核武器以及加強核不擴散體制等在內，要積極推進國際裁軍。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彌補過去的錯誤，才能安慰遇難者的靈魂”。
然而，即便政府表達了上述立場，內閣成員的“不規則”發言或歷史教科書問題卻時常發生，並引起周邊國家的批判。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不僅在與日中、日韓關係中成為交鋒的外交問題，也在國內引起了贊同與否定的對立，美國等國際輿論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在中國、韓國對日感情惡化的過程中，日本依然沒能很好地克服亞洲外交的難點——歷史問題。圍繞歷史問題的矛盾，對於高舉重視亞洲外交，並把它當做對外政策的支柱，一直致力於為亞洲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日本來說，不僅損害了自身形象，而且成為發展在經濟相互依存基礎上日益深化的對華關係的障礙。
國際支援與“人員”的貢獻
日本成為經濟大國，面臨國際社會要求其作出更多國際貢獻的期待和壓力，為了應付這些要求和壓力，日本堅持擴大ODA計劃和開放國內市場。但1990~1991年發生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戰爭以及之後的海灣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貢獻的價值，並對此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受到世界嚴厲批判的日本，除了資金上的貢獻外，開始探索人員上的貢獻。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8）
對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自冷戰後首次實現了突破性的合作——被海部首相稱為安理會“史無前例的合作關係”。在日本看來，為為實現和平，不僅要在資金、物資方面，也要在人員方面作出貢獻，為此日本曾試圖推動聯合國制定和平支援法，但其道路並不順利。
戰後，日本曾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的同時，在東西對立、聯合國的維和功能僵化的格局下，依靠片面的日美同盟享受了事實上的“一國和平主義”。但在“向國際社會提出構築新的和平秩序的深刻課題”的後冷戰時代，為確保和平，日本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應該作出新的貢獻。“一國和平主義”或“一國繁榮主義”已經不合時宜，日本的力量應該出現在紛爭和貧困的地區，履行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義務，這是時代的要求。
不過，為了應付這一要求，日本需要動員全社會的意識改革，促進國民性討論和聯合國維和行動（ＰＫＯ）的切實成果。在柬埔寨、戈蘭高地、東帝汶等地方，日本維和活動的成功有助於獲得國內輿論的理解和支援。雖然日本的支援活動在海灣戰爭中被諷刺為“自動提款機”，但隨後也開始切實在維和行動中派出人員。此外，在阿富汗、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的班達亞齊，日本透過ＯＤＡ積極展開面向“落實和平”的專案等，超越傳統的開發領域，把ＯＤＡ投入到促進和平的事業中。在援助伊拉克復興問題上，小泉首相曾表示，“只作物資上的貢獻，考慮到可能的危險，人員貢獻將委託給其他國家。這樣的做法，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是不負責任的”。
“日美安保”的新認識與東亞的穩定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與歐洲不同，冷戰結束後，也遺留了朝鮮半島問題等“後遺症”——東亞地區依然存在不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