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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rdo;的無稽之談》,第二四三頁)。我們與其尊重三十五年後寫的回憶錄,還不如尊重當時在場者的每天所記內容。介紹山田旅團長的筆記是鈴木明在《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上刊登的採訪報導的壓卷之作。今後如能在雜誌上原封不動地全文介紹這份稀有的寶貴資料,將不勝感激。《&ldo;南京大屠殺&rdo;的無稽之談》一書從西田手記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筆記作了介紹(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頁)。但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在佔領南京時所記的日記卻被人隱藏了,這樣就無從知道事件的詳細情況。
前軍事有關人員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證詞
第十六師團前參謀長中澤三夫少將接受了鈴木明的採訪,就南京事件發責了談話。他在戰後不久開庭的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亦曾作為辯護方面的證人出庭作證。如此敘說,雖然偏離了對鈴木明觀點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讓讀者看一看日本軍中有關事件的負責人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採取了什麼態度。
毋庸贅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殺俘虜、殘兵敗卒和對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的人。他力圖阻止這種行為,那也是事實。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卻無視他的有關嚴肅軍紀的訓令,妄自採取了殘暴行動。松井大將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被追究其作為最高司令官應對部下的這種行為負責,判處了絞刑。我認為,這雖實屬不幸,卻也出於無奈。山下大將在馬尼拉進行軍事審判時自然也處於同樣的境地。
日本軍在南京所犯大規模暴行是無可抵賴的確鑿的事實。不言而喻,松井大將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記和談話中承認了這一事實(參照本書第二二八、二三七頁)。儘管如此,松井大將為什麼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沒有如實承認這一客觀事實呢?事實上,他可能離開南京後就臥病在床,因而不瞭解事件的整個情況。不過他非但沒有一問三不知,而且對檢察官就屠殺事件所作的審問,一口斷定:&ldo;這絕對弄錯了,決沒有理由存在這種罪狀。我能以名譽起誓擔保,並陳述如上&rdo;(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審問調查書〔檢證一○一○四〕 ,《遠速》,四十四號,載前引資料1,第七十七頁)。此外,松井大將在宣誓供詞(辯證二七三八)中也說:我相信,絕對沒有進行過像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檢察方面所主張的那種有計劃的集體屠殺這一事實(《遠速》 ,三二○號,載前引書1,二七六頁)。他堅持這一主張,可能絲毫沒有考慮要減輕部下和他本人的罪責。那末,他為什麼不肯如實承認事實,向中國人民賠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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