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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談判之時，侵華英軍總司令璞鼎查曾經要求開放鴉片貿易，主張鴉片貿易同其他商品一樣納稅後公開經營銷售。也就是說，英國希望鴉片貿易合法化。
這是英國早就有的希望，在議定《南京條約》之前，巴麥尊訓令璞鼎查，要他基於中英兩國間維持永久諒解的觀點上，使中國政府把鴉片貿易置於正常化、合法化的地位。
並期望他利用適當機會，促使耆英奏請道光帝改變禁菸政策，使鴉片以正常稅餉、正規貿易從而合法化。
但道光帝對鴉片貿易不鬆口，談判代表耆英也不敢擅作主張。因而，對鴉片問題隻字不提，所以條約上也沒有顯示。
況且鴉片貿易畢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在兩個國家的正式條約文字上大談鴉片，當然也會給英國抹黑。
在鴉片貿易上的絕口不提不代表清朝達到了禁絕鴉片的目的，反而是進入了一種不可言的境地。
鴉片貿易反而形成了一種公開的走私，清朝的官員都知道明哲保身，不會因為制止鴉片走私而引發新的一次中英衝突，良心上過不去的只能用視而不見，而還有更多的人一直在鴉片走私上牟利。
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南京條約》並未公開，無論是鴉片商人還是官員，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此時，李九章還沒有煩到鴉片這件事情上來，但十三行衰落讓他對沈雲峰又有了新的認識。
他沒想到沈雲峰對局勢把握的如此精準，一個蠻夷能有如此眼光，給他開蒙的那個人肯定很厲害。
當然，李九章根本想不到所謂開蒙的流浪人是個虛構的人物，誰也想不到一個活生生當下的人是來自後世的。
簽訂《南京條約》後，由於“廣東之富揚名於天下”，又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首當其衝成為清政府的榨取物件。
道光帝決定讓十三行商人就地籌款作戰爭賠款，此舉令不少行商紛紛破產。
廣東官府傳令行商伍紹榮等人，要求追索300萬銀元，限全體行商六日內全數交清。
這次賠款，十三行中的鉅富怡和行伍紹榮被勒繳100萬銀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銀元。
此外，《南京條約》中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這個條約最終為十三行的特權畫上了句號。
廣州不再是唯一開放的口岸，行商已也無法管理對外貿易。
十三行的落幕是歷史的程序，廣州作為對外貿易的城市的衰落不僅僅因為十三行，主要原因而是廣東人對英國人的抵制。
在《南京條約》簽訂後三個多月，1842年12月初發生了廣東民眾包圍“夷樓”併火燒夷樓的事件。
有一批登岸的英國水手行為蠻橫，惹動公憤，群眾自動集合起來造成了這場事件。
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幾天，城裡的明倫堂貼出了一個《全粵義士義民公檄》，檄文認為跟英國侵略者議和是靠不住的，號召民眾根據皇帝關於要求“團練自衛”的諭令組織起來準備進行反英鬥爭。
幾個知識分子和紳士起草了這檄文並且把它印刷散發。曾有上千的人聚集在明倫堂議論這事情。這對於激發群眾中的反英情緒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檄文所依據的是在戰爭期間的上諭。兩廣總督祁貢和廣東巡撫梁寶常立即在明倫堂貼出佈告，禁止“聚眾滋擾”，表示要嚴懲敢於破壞和局的暴亂行為。
他們認為：“皇上已準英夷就撫，照舊通商，我官紳士民當欽仰聖衷懷柔之至意，中外一體，方為孝子忠臣。”所以官方態度是很明確的。
在火燒夷樓事件發生後，他們殺了十個被認為禍首的人，不久後，又經過朝廷批准，嚴懲了起草和散發明倫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