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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邵部長講到‘生意經’。我熊佛西幹了二十年的戲劇運動，自問從沒有想到過‘生意經’。那末我為什麼不遲不早的寫《賽金花》這劇本呢？……我與賽金花見過總有七八次之多，許多朋友都希望我把她的一生寫個劇本，然而我以為那女人平庸極了，無論談吐舉動；那樣的女人不是我寫劇本的材料，所以一直沒有動手。
“直到去年九十月間，我卻想起了這件事了。諸位，去年九十月的北平是怎樣一種情形：天壇是油漆得簇新了，許多名勝都修葺得挺漂亮了。可是每天聽到的是××軍隊今天在那裡演習，明天在那裡遊行，上空是他們的飛機，路上是他們的兵車。這些，南方的報紙還能看到，而北方的報紙是不能刊載的，一切，我感到與庚子年的情形太相同了，我恐怕庚子的故事又將在北平重演一回了。
看到這些，我們還能漠然視之嗎？當然，不，所以我想借賽金花的事蹟來發洩自己、提醒人們（聲音有些嘶啞了，是激昂，是憤怒，還是悲哀）。
“邵部長以為賽金花的‘瓦全’精神要不得，所以犯不上編寫為劇本，我卻以為不是這麼說的。一個藝術家應該看他的人格、情感，以及對於某一事件的‘看法’如何———對不起（周劍雲）先生，我要用一個英文了（注），實在‘看法’兩字不夠，所謂‘看法’即是inˉtepretation———不能一概論的。譬如臺上的這瓶花，請許多畫家來可以畫成各種不同的姿態，倘說畫家的最大的成功是描寫得‘象’，那不是藝術品，是‘死東西’（這三個字用著最高的音調）。這樣，請一位攝影家來拍一張照不是便當得多，何必要藝術家呢？“所以同樣的一個人物，愛國的人可以寫得悲壯熱烈，充滿愛國愛民族的情緒，若是落在漢奸的筆下，就會侮蔑得不成東西。一切，都得看作者的人格、情感、看法如何而定的。
“我是一個戲劇的學習者，自己承認學習不夠，世故不熟，然而我是一箇中國人，是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中國人，我有血有肉，有人格，有靈魂，我不能承認我的筆下會‘有辱國體’，說我寫的劇本不夠成熟，我是坦白地承認的，說我‘有辱國體’，那即使把我的頭砍下來擺在這臺上也不能承認。（說著，認真地舉起右手向上頸‘嚓’的一來）想到這些，我是真想‘改行’了，為什麼我還要幹戲劇運動呢？政府對我們有了些什麼安慰，有了些什麼幫助呢？（到這時候，三個‘兩分鐘’也過去了，他喘一口氣，繼續微帶著口吃地說。）“我寫好了那個劇本，曾送給北平市政府社會局審查過，透過了。後來聽說有禁演《賽金花》的訊息，起初以為不是對我而發，可是仔細一問，知道所有的《賽金花》都在禁演之列，這才知道完了。
記得拿到禁令是三月二十三日，此後足足有三天，北平的二十來位中西記者，跑到我家裡要我發表意見，我仍就是那兩句話：我是中國人，當然得服從政府的命令！除此我不願多說些什麼。”
關於話劇《賽金花》（3）
熊氏至此漸漸地恢復了沉著的常態，以較低較緩的語調繼續下去：“剛才邵部長給了我很好的指教，邵先生是新聞界的老前輩，他是文藝界的老前輩，二十年前邵先生編《覺悟》時，我還投過稿，雖然我們從沒有見過面，但算起來我也是邵先生的部下（邵部長和藹地笑了）。邵先生的話當然我是聽從的。不過，我最後還有一點疑竇，就是直到禁演令發下，我始終沒有把我的劇本呈送到中央過。所以我想請問邵部長，究竟看過我的劇本沒有？”
熊氏斜側了頭向著邵部長，是一個很好的戲劇的動作。這動作繼續著有兩三秒鐘之久，等待著答覆，邵氏半站著答道：“看過了，看過了。”
熊氏又接下去：“那很好。邵先生既然看過了，我很希望邵先生能把我的劇本，逐段的在未妥處加以批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