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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站在她們中間實在難受。 不能忽略，昆德拉關於托馬斯的敘事是以社會主義的道德文化為語境的。“美好的未來”、“美好的事業”、“美好的時代”、“美好的獻身”都是社會主義道德的表達。薩賓娜對“美好”的噁心，是不是針對這種意識形態呢？ 托馬斯和兩個女人生活在人民道德的“美好”意識形態中，他們對這個世界中人民倫理高歌的“美好”道德有一種生理性反感。托馬斯喜歡薩賓娜的原因之一，的確是他和薩賓娜有相同的生理反感。托馬斯看出人民民主的“美好”意識形態充滿“男性幻想”，發現這種意識形態在Zuo愛、在調情、在誘姦。僅從報紙頭版頭條來看，人民倫理的意識形態向來“性”致勃勃。在那些編織出來的政黨意識形態的“美好”言語織體的道德理想主義言詞中，有一種虛幻的身體情慾衝動。人民意識形態就是最大的媚俗。 人民倫理的理想意識形態中隱藏著“男性幻想”，同樣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結果。在《笑忘書》中，昆德拉提供了兩項證據：卡瑞爾憑靠一個意念的言詞才克服了性冷感；〃歌德先生〃的〃那個學生〃藉助他一句詩意的讚詞，才重新燃起愛慾。弗洛伊德所發現的法則被顛倒過來：不是愛慾昇華為言詞，而是言詞昇華為愛慾。言詞與靈魂沒有肉身是不在的，肉身才為言詞或靈魂的在場提供了所必須的空間——時間性的親在。在人民倫理的理想意識形態中，個體身體的親在被抹去了。人民倫理的網是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鐵絲編織起來的，纏結在個人身上必使個體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倫理中，個體肉身屬於自己的死也被“歷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個體的死不是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犧牲，就是為了“主義”建設的“偉大”奉獻。個體的肉身不是靠著偶然的死才活著，而是早已為了“歷史必然”的活著而死了。托馬斯和薩賓娜想讓自己的身體逃脫血債累累的“歷史必然”的“美好未來”的追逐，想學會談論“自己身體的希望，而不是整個人類的希望”。所謂“整個人類的幸福”不過是與每一個體的肉身無關的意底牢結。 為了與“美好”意識形態的Zuo愛有所區別，托馬斯覺得應該把愛情與Zuo愛分開。他以自己有“愛”必做的Zuo愛方式與人民意識形態的“美好愛情”作對。特麗莎不懂得托馬斯的這種政治愛慾的意圖，用電影語言把托馬斯與兩個女人的故事再講一遍的考夫曼（）就懂。他講到托馬斯與“既像鹿又像鸛的女人”的事時，把原來那幅落日與白樺樹的秋景畫換成了少先隊少女向勃涅日列夫主席獻鮮花、行隊禮的照片。 這樣說來，薩賓娜抵制媚俗作態就是從人民倫理轉向自由倫理的表達。的確，自由倫理的身體原則，意味著不同身體感覺的平等權利，意味著承認只把身體當作身體來享用（而不是“為了……”）的原則。對於贊同這些原則的托馬斯來說，一個作為人生伴侶的女人身體，只是無數同樣可以給他帶來輕逸性感的這一個身體而已。在身體感覺的價值不平等的言語織體中，一個作為人生伴侶的女人身體是唯一的這個身體。無數的這一個身體帶來的輕逸性感自然是有差異的，卻不至於有唯一的這個身體讓人彷徨得要死。在無數的這一個身體面前，不會有“非如此不可？”的難題，相反，在唯一的這個身體的想象中，這個難題無從逃避。 薩賓娜是托馬斯的無數個女伴中的一個，儘管是最令他心儀的一個。卡吉婭的現代感覺，或者說赫拉克勒斯與卡吉婭相伴而行的生命旅程，就是托馬斯與無數這一個（薩賓娜）中的一個身體的享樂。薩賓娜並不妒嫉另一個女人的身體成為托馬斯的伴侶，就好像享樂不妒嫉享樂。 藉助於薩賓娜的身體感覺，托馬斯得以走出人民倫理的意識形態，尋回在人民倫理中被抹去的個體親在。托馬斯在無數女人之間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倫理的身體性政治行動。 托馬斯並非迷戀女人，是迷戀每個女人身內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