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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言是也!
遙想當年,隨著安陽殷墟的發掘與甲骨文陸續出土,甲骨學漸被學術界所重視並很快發展為一門顯學。對於各路學者在這門新興科學研究中所佔的位置,社會上一度流傳著國學大師錢玄同、陳子展的&ldo;甲骨四堂&rdo;說,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羅振玉(字雪堂)、王國維(字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這四位甲骨學家,也就是後世廣為流傳的&ldo;堂堂堂堂,郭董羅王&rdo;。對於&ldo;四堂&rdo;在學術上的造詣和不同貢獻,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立廠)有&ldo;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rdo;[16]之評語。而對安陽殷墟發掘與甲骨學創立具有重大功績的傅斯年,對王、董&ldo;二堂&rdo;的學術人品多有讚譽,對羅、郭&ldo;二堂&rdo;的人格則相當不滿。據跟隨董作賓做甲骨研究的屈萬裡說,在李莊時,傅斯年每提到羅振玉,總是咬牙切齒,以&ldo;羅振玉老賊&rdo;相呼,其緣由是&ldo;他不滿羅振玉後來保溥儀搞出&l;滿洲國&r;那一套事情,對於羅的學術地位他並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罵羅振玉,也許因為羅在節操上很不夠,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滿意他的祖先傅以漸一樣&rdo;。[17]而傅斯年對郭沫若的不滿與輕視,則緣於一項&ldo;痛苦的經驗&rdo;。
◎郭沫若賜給的教訓
以傅斯年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退居臺灣後,在資料的開放、研究上,與所外學者曾一度產生過較大矛盾並引起外部學者的不滿,因而有了對李濟、董作賓等人霸道十足,對所外學者&ldo;封鎖資料&rdo;、&ldo;把持資料&rdo;,企圖把學術之公器佔為己有等非議和抨擊。按臺灣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的謾罵、攻擊文章所言: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特別是李濟、董作賓等人之所以後來&ldo;封鎖資料&rdo;、&ldo;把持資料&rdo;、&ldo;不肯讓局外人窺視一二&rdo;等&ldo;惡行&rdo;,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與其同仁的&ldo;痛苦的經驗&rdo;使然。因為&ldo;當年他們曾因把資料開放而失過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陽發掘出來的大龜四版,出土時頗轟動一時。郭沫若那時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禮地要大龜四版的拓片。當時李濟他們居然答應了郭沫若的請求,大概是為了表示學術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辭通纂》書成。此書的內容有否有價值是另一問題,卻大大搶了史語所中人物的風頭,使他們因資料開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rdo;因而,&ldo;這是他們沒齒難忘的&l;失策&r;。所以此後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洩,故胡厚宣離開史語所的時候,史語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後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語所未曾公開出版的資料!&rd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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