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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西南聯大因抗戰勝利而解散,清華大學亦遷回北京同年,馮友蘭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講學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ot;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裡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裡的兩句話:

&l;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r;&ot;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專任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調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物件,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ot;特赦&ot;,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回憶說:&ot;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l;學術權威&r;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ot;(《三松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ot;四人幫&ot;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ot;批林批孔運動&ot;,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ot;四人幫&ot;的&ot;順者昌,逆者亡&ot;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裡極為反感&ot;四人幫&ot;的那一套,但在&ot;要相信黨,相信群眾&ot;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ot;依傍黨內的&l;權威&r;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ot;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