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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ot;(《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ot;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ot;對解放後事態紛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ot;四人幫&ot;的垮臺,思想上的&ot;撥亂反正&ot;,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ot;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ot;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ot;學海無涯生有涯&ot;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二、融會中西 構建新理學
劃分四界 覺解新人格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麼,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ot;六經注我&ot;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復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新理學》為核心的&ot;貞元六書&ot;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ot;現代新儒家&ot;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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