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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寫作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國現代作家之所以在文學創作上達到了他們一生中的最高水平，就是因為還沒有喪失保證他們創作活動最重要的現代出版制度。以自由和公開為基本特點的現代出版制度的消亡，導致學術和文學活動所依賴的自由空間完全喪失。
（三）現代大學制度的變化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到成熟階段的另一個標誌是，它和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互動關係。就是說中國現代大學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都和中國現代大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最重要的文學社團和最重要的文學流派，大體上可以說是由中國現代大學而來的。但1949年以後，中國現代大學所形成的傳統，比如大學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術自由、黨派退出大學和校園結社自由等都不存在了。由於失去了這些傳統，文學的發展已成為不可能。
（四）文學教育和文學欣賞的變化
隨著意識形態的高度一體化，文學教育和文學欣賞的趣味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最大特點就是拋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間所形成的傳統，對文學教育和文學欣賞的基本要求是以工農的欣賞趣味為理想目標。
中國當代文學在1949年的轉型過程中，本來可以繼承中國現代文學已有的傳統，包括繼續讓那些正在創作旺盛期的作家自由選擇他們的創作道路，當時卻對現代文學傳統採取了一種敵視態度。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沒有出現堪與中國現代文學相比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是政治文化精神制約了中國作家的創造力。
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除了由政治文化精神所制約以外，也與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完全失去了獨立性相關。從下面將要分析的個案中，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在時代變革中，確實表現出了他們的侷限性。
二 《文匯報》的討論
本文選擇的個案在以往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不為人注意。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不能僅僅以作家和作品的變化為主要依據，還應當注意那些曾經對作家的創作道路和讀者的欣賞趣味產生了影響的歷史事件。在50年代初期，中國各類文學雜誌和報紙上曾經發生過許多對文學作品的各種形式的討論，以往研究者較多注意的是那些純粹的文學討論，這些討論的參與者以作家和評論家以及少量一般讀者為主，而對於那些純粹是讀者參與的討論卻注意不夠。其實在純粹讀者參與的討論中，更能看出一個時代文學創作、文學教育、文學欣賞和文學評論的轉型是如何發生的。
1952年6月4日，《文匯報》在第7版“文化廣場”開了一個專欄，名為“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編者按”說：“資產階級文藝作品為散佈享樂腐化思想的來源之一，因此在進行分析和批判時，必須比較全面地和深刻地接觸到思想根源。”
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3）
在這個欄目下首先發表了兩個讀者的短文：胡冰的《我的享樂腐化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和蔣達章的《剝開名著的“皮”！》。
《文匯報》編者給蔣達章的文章還加了“編者按”：“蔣達章同志看《飄》這本壞小說，是去年在×學校圖書館借到的；在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很多學校圖書館都已經把反動書刊進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個別學校圖書館還沒有進行清查的，應當以嚴肅的向人民負責的態度進行一次清理工作。關於清理學校圖書館的情況，希望讀者寫信告訴我們，作為我們工作的參考。”
這兩個讀者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是，他們的資產階級享樂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藝作品的影響。文章同時提到給他們的思想帶來巨大毒害的是瑪格麗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