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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喀土穆與蘇丹和利比亞領導人舉行了秘密會晤，同意幫助他們擒拿斯坦納。我方諜報人員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內他的確切行蹤。此外，烏幹達迫於非統組織的壓力不再支援斯坦納。藉助這幾方面的有利條件，我們終於擒住了斯坦納。

斯坦納被捕後，等待他的命運是處決。應蘇丹政府的請求，我們答應參與對他的審訊。我的主要任務是讓蘇丹人懂得，審訊犯人（無論是斯坦納還是其他人）的目的是從他口中得到仍在進行的或正在策劃中的叛亂活動的情報，不是透過恫嚇或拷打進行報復。可我們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桑給巴爾也好，其他與我們多年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也好，如南葉門、衣索比亞和莫三比克，無一例外地濫用了我們傳授給他們的技能。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我們的做法強調孤立敵人，對之曉以利害，而不是嚴刑拷打或恐嚇。可是真正做起來時，這些國家的審訊人員很少有不出格的。

傳授審訊方面的技巧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派往桑給巴爾的東德專家中沒有一名審訊方面的專家。我們試圖讓桑給巴爾人明白一個道理：得不到證據支援的口供沒有法律價值。靠嚴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沒有絲毫價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全保衛部門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懂得這個道理。。東德的審訊人員均受過專門的法律方面的培訓。主管審訊的第9處直屬國家安全部部長。我不清楚他們法律培訓的具體內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證手段要合法的原則。當然，審訊技巧也是培訓的部分內容。他們讓一個犯人開口講話的方法恐怕與西方同行的做法沒什麼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現象，也是違反紀律的行為。依賴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幹過。一次，蘇丹革命委員會裡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給巴爾驕傲地告訴我說，總統的一名敵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給自己掘一個墓穴，然後讓衛兵沖天放上幾排槍。結果他乖乖地就範。衣索比亞的做法最為殘酷。犯人常常受到嚴刑拷打並被肆意處死。這方面的訊息令我們觸目驚心。和西方國家一樣，我們也不無悲哀地認識到，在非洲當權者的眼裡，警察和諜報機構不過是他們在部落、種族和個人恩怨衝突中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瞭解情況的手段。

在如何對待斯坦納一事上我向蘇丹人耐心解釋，像斯坦納這樣死硬的人，只有他覺得自己會受到公正對待時才會開口說話。他們終於被我說服了，同意讓兩名民主德國的審訊員去見他。此前斯坦納受審時態度一直十分頑固。看到兩名德國人來到他的囚室與他交談，斯坦納顯然鬆了口氣，雖然這兩個人來自信奉社會主義的那一半德國。他在世界各地曾與共產主義為敵。我覺得對付他的最佳辦法是動之以情。他的妻子是阿爾及利亞人。我們設法從她那裡搞到了他們的結婚相簿，並安排他的一些親戚給他寫信。我們的這一姿態緩和了他的牴觸情緒。斯坦納講述了自己在蘇丹這場錯綜複雜的衝突中扮演的角色。最終我們從他這裡對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偽裝的組織和諜報機構在蘇丹境內編織的這張大網有了一個全面的瞭解。

我們努力在這一地區擴大自己影響的同時，西德和其盟國的諜報機構也沒閒著。在一系列複雜因素的作用下，尼邁裡最終倒向西方。斯坦納也獲釋，到西德定居。

蘇丹和斯坦納的例子說明，在第三世界國家開展諜報活動作用十分有限。我們每捲入一個發展中國家前，都要對戰略、經濟和軍事因素進行分析。分析歸分析，我們和西方國家一樣，捲入第三世界首先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爭奪勢力範圍，並試圖把全球染成我方的紅色。久而久之，我們認識到靠提供諜報和軍事援助換取外交承認代價過於高昂。早在我退休前，情報局的同事和中央委員會裡主管諜報工作的官員就已看出，我們原封不動地把自己的經濟體制照搬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