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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周圍人們的暴力行為和發洩出的仇恨感到震驚。像我這樣的人屬於新社會裡的內圈人士。這次事件使我猛然驚醒，認識到我們可愛的制度是多麼不得人心。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從來沒有統計過，總數大約在100到200人之間。我心裡清楚，東德領導人編造出的&ldo;法西斯冒險主義&rdo;或&ldo;反革命政變&rdo;完全是欺人之談。然而，我的信仰並沒有因此而動搖。我天真地想，我們可以從這次人民反抗中汲取教訓，更好地建設國家。

身為外國情報局的首腦，我的職責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勢力插手了這次起義。當時我就感到這不過是東德領導人玩弄的一種伎倆。一旦蘇聯人罵他們無能，他們可以以此為藉口替自己辯護。蒐集各種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書籍以及其他檔案材料來證明美國和西德圖謀顛覆民主德國並不難。當時國際關係的大氣候就是這樣。美國思想家詹姆斯。伯納姆在他所著的《挫敗蘇聯帝國主義》一書裡鼓吹對社會主義陣營開展顛覆活動，包括利用&ldo;社會不法分子&rdo;尋釁鬧事，或由我們的老對頭，位於西柏林的受中央情報局指使的&ldo;反對非人道行為縱隊&rdo;和&ldo;律師調查委員會&rdo;帶頭，共同起來推翻共產黨政權。

我們從安插在美國軍事代表團內的一名間諜那裡獲悉，起義前一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和在國務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諾曾到過西柏林（這個間諜名叫比爾克，任勞聯--產聯駐西德代表貝克的翻譯。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滲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會裡。）我們還截獲了《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沃爾特。沙利文發給曼哈頓總社的一份電報。電文是：&ldo;如果沒有美佔區廣播電臺的鼎力相助，根本不會有什麼騷亂。從星期三早上五點起，美國設在柏林的宣傳電臺就開始向東德全國各地播放詳盡的指示。&rdo;

我們的任務是蒐集有關這次起義的背景的情報。至於我們的領導人根據這些情報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就不是我們分內的事了。烏布利希極為重視的一條訊息幾乎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西柏林工會組織計劃在6月16日這一天的晚上組織一次遊船活動，並邀請了部分東德獨立工會成員參加。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說，邀請不是透過信件寄出的，而是電話通知。邀請人每次打電話時都提到&ldo;汽船&rdo;兩個字。烏布利希馬上把這看成是6月17日起義的暗語。這種解釋顯然是對事實的誇大。

不無諷刺的是，這次起義反而鞏固了烏布利希的權力。經歷瞭如此嚴重的動盪之後，蘇聯人根本不可能會冒著讓局勢進一步動盪的風險把他搞下臺。而且貝利亞剛剛在史達林死後的第一場清洗中被除掉。蔡瑟和德共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的總編魯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贊成改革。烏布利希於是有了把對手排擠掉的絕好藉口。倆人均被烏布利希的忠實追隨者取代。烏布利希本人則以史達林般的殘酷無情開始清除反對他的人。

從此，一種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了東德。以後的年月裡，東德人始終生活在這一陰影之中。我當時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但我的世界觀和信念依然不變。西方讀者對此可能會迷惑不解。在親眼目睹了街頭流血和烏布利希對我們明知是正直的人們進行清洗之後，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與他拉開距離或是進行抵制？根據列寧死後所有共產黨遵循的理論和實踐，任何公開批評現任黨的總書記的人，都是階級敵人的幫兇。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好比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對上帝表示不敬。

遭清洗的人對烏布利希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罪名沉默無語。只有經歷過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懂得黨的約束力量的人恐怕才會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不為自己辯護。他們畢生為革命事業奮鬥，現在與黨抗爭將意味著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