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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說，我退休以後，除了出於禮貌或昔日的情誼非請我出席不可的場合，俄國人避免與我接觸。每次我去莫斯科，與費林和舍巴爾申談到我對東德的擔憂時，他們總是無話不談。然而他們當時全神貫注於蘇聯的改革，已無暇他顧。柏林圍牆倒塌後，事態發展一天一個樣，幾乎沒人能跟上形勢。1990年10月22日，我給戈巴契夫寫信時恐怕已為時太晚。我在信裡寫道：

我們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貴國頒發的勳章。貴國曾稱，我們為你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我們處境艱難，我想您一定不會拒絕幫助我們。

我接下去問戈巴契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東德間諜作為他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訴我，戈巴契夫已指示蘇聯駐西德大使同科爾總理討論我這一要求。實際上，大使只見到了科爾辦公室主任特爾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討論德國統一問題之前，戈巴契夫曾與科爾討論過對東德間諜人員進行大赦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克留奇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將在高加索的阿雷西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以最後敲定統一的細節。這個答覆並不讓人樂觀。我第一次對戈巴契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總不至於把我們這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交給我們的老對手西德人處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巴契夫在高加索與科爾總理會晤時，根本沒有考慮我的請求就同意了德國統一。在最後一輪會談中，他拒絕向西德人提出不對我們這些人進行起訴的要求。那時他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輝形象。至於他也曾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一事實，他就不記得了。西德曾表示願意討論豁免前東德工作人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會談中剛一提出，戈巴契夫就揮了揮手，對科爾總理說：德國人自己會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40年來，為了擴大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我們不遺餘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卻遭到了他們最徹底的背叛。

隨著東德的工業資產和各種機構開始合併或出售，另一場不為人知的拍賣也悄然揭幕。這就是為我舉辦的拍賣，或者說，是為我所掌握的情報展開的拍賣。這場拍賣的出價空前絕後：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來喊價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敵，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就在這個機構裡，我曾安插了鼴鼠和雙重間諜，幾十年裡不間斷地刺探著它的機密。

1990年3月，東德舉行了1945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受到波恩的科爾總理聯合政府堅強支援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上臺執政。這是一屆留守政府。它的任務是引導東德走向與西德的統一併儘量縮小社會動盪。該屆政府的內政部長是一個穿著人時、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的迪斯特爾。他起家於東德崩潰後成立的一個保守黨。

此時，多年來擔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我退休前的頂頭上司埃裡希&iddot;米爾克已被逮捕。前東德情報機構的特工和官員們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逼他們洩露機密。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筆筆交易，以洩露東德的國家機密換取免受起訴。他們擔心，德國統一後，馬上等待他們的命運將會是鋃鐺入獄。每天我家的電話鈴聲不斷，身陷絕境的人紛紛求我想辦法。我得知，已有兩名國家安全部前高階官員自殺身亡。我女婿貝恩德曾在外國情報局裡負責刺探西德反諜報部門的情報。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於起訴外加50萬西德馬克的條件換取他們所掌握的手下人員的情況以及他們所盯梢的目標。

他拒絕了。然而眼見自己真誠信仰的事業分崩離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結束，他的內心受到重創，終於患了精神抑鬱症並自殺未遂。和其他曾為這個失敗了的制度獻身的人們一樣，他感到自己前途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