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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後，薩特立即給瑞典皇家學院寫了一封措辭委婉但意思明確的信，請對方取消這項決定，否則他會拒絕領取。薩特以為這樣一來，對方會取消他的獲獎人資格，誰知瑞典皇家學院根本不顧及獲獎者本人的意願，仍然把這項獎給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絕諾貝爾獎（2）
得知這個訊息後，薩特立即寫了一個宣告，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於10月22日在斯德哥爾摩宣讀。在宣告中，薩特說明了他拒絕的理由。從個人方面說，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例如戰後拒絕了政府授予他的榮譽勳位勳章。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他不希望有的。簽名為“讓─保爾•；薩特”，這是一回事；簽名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讓─保爾•；薩特”，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應該拒絕讓自己轉變成一個機構，即使是像現在這樣在被給予最高榮譽的情況下。
從客觀方面說，他的理由是：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東方和西方兩種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識到它們的對抗必然會採取衝突的形式，但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會談，而不應該是機構之間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夠很好地理解它們存在的理由。例如，雖然他同情社會主義者，如果人們要授予他列寧獎──當然事實上沒有──他也會理所當然地拒絕。
瑞典皇家學院授獎給薩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薩特在宣告中就“自由”的問題作了解說。他說，如果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在他和其他人簽署“121人宣言”時給他這項獎，他將會十分感激地接受，因為這就不僅是給他個人，而且還是給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帶來榮譽。
在西方，人們把自由僅僅理解為一種抽象的東西，而在他看來，它意味著一種具體得多的自由──人們應該擁有不止一雙鞋的權利，應該擁有肚子餓了就能吃飽的權利。對他來說，接受這項獎比拒絕它更為危險。如果接受了，就會使自己處於他稱之為“被客觀利用”的境地。
由於拒絕諾貝爾獎，薩特又一次在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中引起轟動，儘管他自己並不希望有這種轟動。為了躲避記者，他來到波伏瓦的住處。不久，薩特母親打來電話，她的住處緊靠薩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記者圍在他的門前。
過了一會兒，有人按波伏瓦的門鈴，這是有些記者猜出薩特躲到這邊來了。一直到凌晨兩點，門鈴聲不絕。為了能得到一點清靜，薩特走了出來，讓這些記者拍了些照，簡單地說了幾句話：“我拒絕榮譽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束縛，而我一心想做一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第二天早上，薩特一出門就被一大群記者和電視攝影師圍住了，他們一直跟到薩特的住處。在要進門時，薩特回過頭來說：“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對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儘管薩特在宣告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新聞媒體是不會放過這個“反常”行為的，於是就有了種種荒謬的說法。有的說薩特是因為加繆先於他獲獎而拒絕；有的說是因為波伏瓦嫉妒的緣故；還有的說是因為薩特太有錢了，根本不在乎這2600萬法郎。實際上薩特正是因為缺錢花才趕著寫《詞語》這本書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薩特是為了出風頭才安排了這場拒絕的喜劇。這顯然是對薩特的惡意貶損。薩特事先寫信拒絕就是為了不造成轟動。如果瑞典皇家學院改變主意另授他人，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