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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社的成員，由一些學生和幾位年輕教授組成。參加記者招待會、在電視上露面、出席集會、與年輕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座談、在書上簽名、與作家們吃午飯、與畫家一起參觀博物館、……薩特和波伏瓦整天忙個不停。
薩特分別就文學和殖民主義問題作了兩次演講。薩特演講時人擁擠得滿滿，許多不能進來的人急得團團轉。當薩特的演講已經開始時，他們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們突破警察的警戒線，衝了進來。在一片喝彩聲中，他們在過道和牆邊擁擠著，聽薩特的演講。
離聖保羅有一個小時車的阿拉卡是一個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學，邀請薩特為哲學家作一個關於辯證法的講座和為學生講講殖民主義問題。在一個階梯教室，掛著標語：“古巴萬歲！薩特萬歲！你講過古巴了，現在談談貧民窟吧！”薩特很受學生歡迎，他們同他討論巴西有無可能發生類似古巴的革命。這時正巧有一名法國政府代表在里約熱內盧，人們為他舉辦了雞尾酒會。一位巴西朋友乘著酒意，把這位貴賓拉到一旁，對他說：“你可不能代表法國，代表法國的只能是讓─保爾•；薩特！”那位官員笑了笑，圓滑地說：“我們代表法國不同的方面。”里約熱內盧授予薩特和波伏瓦榮譽市民的稱號，市政府為此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頒發了證書。
這時在巴黎，當局加劇了對那些反對戰爭的知識分子的迫害。9月7日，對尚松的審判將要開始。尚松的律師希望薩特出庭作證。但薩特還有一些事情要幹，不能馬上趕回。他原想寫封信寄去自己的證詞，但時間來不及了。於是他在電話中向《現代》同事和朋友郎茲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證詞。電話的聲音很糟糕，幾乎聽不清楚，薩特只能說幾個要點，其餘的只有靠他們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讀。薩特回巴黎後讀到這個證詞，覺得他們寫得十分恰當，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證詞中，薩特明確表示，他同尚松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是一致的，他支援民族解放陣線，支援尚松的地下活動。薩特的證詞被認為是向當局的挑戰，許多人對他恨之入骨。對薩特的中傷和威脅鋪天蓋地而來，他被稱為叛徒和法國之敵。《巴黎新聞》登出頭條訊息：“讓─保爾•；薩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國大使館的人在里約熱內盧散佈訊息說，薩特一回到巴黎就會被逮捕。
這期間郎茲曼來信告訴他們巴黎的情況：對尚松的審判已經結束；對“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勢，在宣言上簽名的人不允許在電視和廣播上露面，連他們的名字也不許在任何節目裡提及；包括《現代》在內的多家雜誌被搜查，還有人被捕，《現代》10月號被沒收；被右派鼓動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麗舍大道遊行，高呼“殺死薩特”；當局宣佈，以後對煽動不服從命令的人判處1到3年徒刑。郎茲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們不要回來；要回的話，先到巴塞羅那，他們會到那裡向薩特和波伏瓦通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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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羅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們介紹了這兩個月來法國事態的發展。郎茲曼這時已被拘留，他帶口信要他們不坐飛機，而坐小汽車回巴黎。如果坐飛機，人們會在機場自發舉行壯觀的歡迎儀式，爭鬥不可避免，薩特不得不回答記者的問題，警方也就可以當場拘捕他。
薩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們的建議。過境時，博斯特拿出４張護照交給警察。他們估計會受到警察的粗暴對待，沒想到對方還挺客氣。過了一會兒，警官來了，他帶著歉意說，他受命在他們過境時報告巴黎。他讓部下為他們買來報紙，還送給他們幾盒香菸。臨走時，這位警官還請薩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簽名。他勸薩特一到巴黎就與警方聯絡。
巴黎警方也相當客氣，他們主動來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