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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極度虛弱地躺著，開始出現精神錯亂的症狀。幸運的是，管事的德國人突然記起了這些戰俘，又開始給他們食物，他們總算是活過來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殘。幾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薩特有一個多月沒有洗澡和刮臉，身上開始長蝨子。
即使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薩特在被俘一個月後就繼續自己的寫作。他趴在地板上，寫他的小說和哲學，每天要寫許多頁。他實踐了自己對波伏瓦說的話：“一個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也可以生活在平靜之中！”現在，寫作就是他的生命，這也是他唯一能表達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後的結果比戰俘們預料的都要壞：他們原以為會被留在法國，直到有一天德國人平靜下來，就放他們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們被裝進火車運到德國，送進特里爾的一個戰俘營，在山頂上。戰俘營的一邊是一條路，路的另一邊是一個德國人的營地，有許多戰俘被派到這個德國營地幹活。這兒靠近盧森堡邊界。
因為懂德語，在戰俘營薩特被安排為醫院的翻譯，同兩個戰俘同居一室，平時可以在營內走動。他後來回顧戰俘營的境況時說：“這兒既不能過又很容易過。”正是在這裡，在戰俘集中營，在這所監獄裡，薩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為有使命找到並透過文學把它公之於眾的關於世界歷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面臨各種危險的國家裡，他自己正面臨著各種危險。他體會到被囚禁這一深刻的異化，體會到在極端情況下人與人的關係，體會到敵人，真正的敵人。而他和同伴們有一種整體感，一種被打敗的思想，一種當了戰俘的思想，這在那個特殊時刻比任何別的東西都重要得多。
在這裡，他得同自己的敵人接觸，還得服從他們的命令。這裡有一個戰勝者的社會和一個戰敗者的社會。什麼是敵人，他現在有了真正的認識；這並不是同一個社會中用文字或語言來攻擊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裝、隨時可以置你於死地的人。
薩特經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脅。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燈鈴後，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間。突然，一道手電光照射在他的臉上。哨兵開始喊叫起來，用槍刺威脅他。薩特猜想這個傢伙不一定會刺穿他的腹部致他於死命，但很可能想刺傷他的大腿讓他疼痛難受。這個哨兵正等著薩特轉過身去。薩特慢慢地轉著身，轉得很慢很慢。他從未像現在這樣生動而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背部肌肉的無力。最後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腳，摔倒在住處的門上。當他走進這房子時，他大笑不止，──這是神經緊張的反應。當他告訴同室人他為什麼笑時，他們也跟著大笑起來。
在戰俘營同德國人接觸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這裡，薩特重新尋找朋友和友誼。他結識的一個朋友是貝爾納，戰前也住在勒阿弗爾，是一家報紙的編輯。貝爾納性格開朗，為人風趣，能說會道，還善於弄到別人很難弄到的食物——這在食品匱乏的戰俘營實在是一大特長。他常常幫助薩特；更重要的是，在戰俘營他們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敵的官兵，這是他們友誼的基礎。
薩特還同一個叫勒魯瓦的神父關係很好。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之間有時更談得來一些。勒魯瓦根本不在意薩特是一個無神論者，有一次他甚至對薩特說：“如果上帝詛咒你，我也不會進他的天國。” 這個神父為人正直，不自私。據說被俘教士中有一個獲釋的名額，許多人都去爭奪這個機會，而他拒絕這樣做，他說神父的職位沒有給他任何特權。薩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歡薩特，樂於向薩特說心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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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中還有不少人以前讀過薩特的作品或聽說過他的名字，他們有意同他結交。薩特對他們說，如果能找到一些聽眾，他可以作一個演講。大約有20來個戰俘聚集在一起，薩特給他們講述了德國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