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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意於這些事實。它深刻地揭示了熱內的自由。而自由對於任何一個真正直面和正視它的人來說,決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它會帶來難於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薩特把自由本色毫無遮掩地展示出來,事實的真相往往讓熱內本人也感到吃驚。
這書對熱內的影響是深遠的,使他有6年時間幾乎完全不能認真地去寫什麼東西,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是“愚蠢地機械地活著,開啟一扇門,點燃一支菸”。一本傳記能對傳主的生活產生這樣強烈持久的影響,這在文學史上是僅見的。寫了這書以後,薩特和熱內的關係漸漸冷淡了。他們很少再見面。有時赤裸裸的真實像一堵牆,會把人們彼此隔開。
在完成《聖熱內》以後,薩特的思想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變化:他開始從對文學著迷狀態中解脫出來,最後甚至達到激烈否定文學的地步。1954年8月,薩特和波伏瓦駕車在法國旅行。這時薩特的身體狀況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學,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絕地談論著,發洩著心中的厭惡。在他看來,文學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從童年起,一直到將近50歲,薩特都是把寫作看成某種呈現真理的東西。風格、寫作方式、詞語,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真理。在他看來,一部文學作品不僅僅是物體,不僅是同世界的一種關係,而且也是同真理的關係。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學或邏輯的方法提出的,它是從書自身的美、從它的價值來到他這裡的。薩特深深相信這一點。
現在薩特開始認識到,那種對文學的痴迷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神經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樓拜的沒有什麼不同──是他的資產階級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學多得多的東西。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詞語的價值。他產生一種強烈的慾望去理解自己的這種神經官能症,試圖發現是什麼使一個9歲的孩子陷入“文學神經官能症”,而其他同齡的孩子卻是正常的。這樣,在1953年,薩特花了很多時間寫自傳,或者說,在作自我分析。而這也是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宿願。他在18到20歲時,頭腦中總是盤旋著一個念頭,要把自己經歷的一生寫下來,這是指到了50歲的時候寫。現在,他對自己說,到時候了,讓我們開始吧,於是他就寫了起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無立足之地(2)
薩特想從政治觀點出發寫他整個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給它一種共產主義的政治意義。他給這書取名為《無立足之地的讓》,“讓”是他的名字,“無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沒有任何財產,一無所有。薩特把自傳寫到他母親再婚時,發現自己並沒有去描寫本來打算寫的童年,完全沒有。在關於他本人和他的環境的描述上,這個稿子寫得很糟糕。他想說明自己不斷地渴望著變化,跟自己過不去,跟他人過不去,然後變化了,最後變成了他本來一開始就應該成為的共產主義者。這顯然是不真實的。薩特覺得這樣寫下去有問題,但他一時還難以解決,於是他就把它暫時放下不寫。
薩特在這裡是矯枉過正了。他寫這個自傳時毫不考慮它的文學價值,而專注於它的政治意義。但是,正像文學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所體現的不真實一樣,政治也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的體現,也可能表現出一種不真實。文學雖然沒有絕對價值,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實際上,在薩特對文學的徹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種他自己未曾覺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拋棄四十年已經成為生命或本性的東西,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他可以改變對文學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歸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個作家。
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領域裡最有成就的是戲劇。1946年11月8日,薩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