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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卷七 禮樂第二十九（凡十二章）
作者：吳兢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雲：‘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於幽。’唯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於父母。”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字、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