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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徵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且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貞觀五年，康國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民？若勞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伐高昌，及師次柳谷，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剋日將葬，國人鹹集，以二千輕騎襲之，可盡得也。”副將薛萬均、姜行本，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倔強，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兇醜，百年無患，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兇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弒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眾，且令契丹、靺鞨攪擾之，何如？”房玄齡對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陵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徵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儻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而議者是之。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徵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眾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針灸，賜以御膳。
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兇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中國雖安，忘戰則民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軾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鹹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為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