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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科院考古所來說。
本次發掘大壩，最為重要的發現，是獲得了一組判斷老虎嶺水壩相對年代的關鍵地層疊壓關係。
探溝第2層出土瓷碗為宋代常見器物，第3、4層及疊壓於第3層下的遺蹟出土的青瓷缽與上海馬橋遺址唐代地層和遺蹟出土的同類器物相同或相近。
第5層出土的原始瓷碗與長興鼻子山、安吉龍山出土的同類器物形制相同，時代為戰國早期階段，同類器物在紹興地區戰國早中期墓葬中也比較常見。
第6層及第六層的遺蹟中出土陶罐、陶鼎、陶壺、石斧、石刀、石鏃、磨石等與上海馬橋遺址出土的馬橋文化同類器形制與裝飾特點相同或相似。
出土的兩件鼎足在足根外側均有圓形按窩，類似的做法也見於湖州毘山遺址出土的陶鼎或陶甗的器足之上。
而且，出土的鼎足在足根內壁相對位置還有豎向或圓形按抹的凹痕，這種風格屬於典型的廣富林文化。
迄今為止尚未見其他馬橋文化的遺址出土此類鼎足，據此推斷探溝內的馬橋文化遺蹟年代當距廣富林文化不遠。
而探溝裡唯一一個良渚遺蹟裡出土的魚鰭形陶鼎足的足背略寬，可納入“t”形鼎足的範疇，與浙江桐鄉新地裡良渚文化墓葬a4式鼎的鼎足特徵一致，是良渚文化中期較為常見的器形。
柱足盉，又稱實足鬹，器身多為泥質陶，柱足為夾砂陶質，在上海福泉山40、浙江桐鄉叭喇浜h1等典型單位中均有發現，屬於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階段的代表性陶器。
夾砂紅陶側扁鼎足亦多見於良渚文化晚期，如卞家山遺址內。
而且良渚文化晚期的遺蹟打破水壩壩體堆積，從而為確定老虎嶺水壩建造的年代提供了關鍵證據。
除了地層疊壓關係支援的年代依據之外，本次考古發掘還較為明確地揭示了老虎嶺水壩的結構和營建方式。
特別是水壩的核心區域和邊緣位置的堆築方式，為良渚古城水利系統的整體研究奠定了基礎。
發掘工作表明，老虎嶺水壩的結構非常複雜，核心區域、邊緣位置採用了不同的營建方式，特別是核心區域的營建，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和多環節營建，更好地保證了壩體的安全。
而水壩邊緣位置的營建則比較簡單，節約了材料和人力成本。
但是，由於發掘面積有限，對老虎嶺水壩結構和營建方式的瞭解仍是區域性的，還有不少具體問題不甚明確。
包括核心區域和邊緣位置的過渡和銜接是如何實現的，水壩的迎水面和背水面的結構和營建方式存在哪些不同。
而在宏觀層面，老虎嶺水壩的廢棄與生態環境的演變以及其與良渚文化、良渚古城的衰落之間的關係仍需要開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此外，探溝內還發現了良渚文化之後的文化遺存，其中馬橋文化、唐宋時期的遺存還相對比較豐富，這些遺存的性質也值得做進一步思考。
三個月的探溝發掘工作，讓整支考古隊都大有收穫。
“現在基本是可以確定，這條老虎嶺水壩，建造的年代最晚也是良渚文化中期的事情，並且到良渚文化晚期就已經廢棄了，這是根據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遺蹟打破關係確定的。”
站在探溝坑裡，孔建文一邊揉著老腰，一邊興奮的說道：“而且關於老虎嶺水壩區域的文明活動情況，我們也有了清晰的瞭解。”
“和其他研究良渚古國的學者們做出的推斷一樣。”
“基本可以確定，良渚古國滅亡於4200年前左右的一場大洪水，形成了有一米多厚的洪泛層，這個地區變得不適合人類生活。”
“大約過去了一千年沉澱期後，才重新有後來的文化佔據這片區域，也就是馬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