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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專門組織召開了一個財政會議。會議以警務處長南桂馨為首席，參加者有：督軍署秘書長賈景德、省銀行經理徐一清、財政廳長楊兆泰、督軍署總參議趙戴文、財政廳科長仇曾詒、銅元局局長高步青等。會上關於省行鈔票準備金的意見有二：“為了軍政各費的靈活運用，閻主張準備金越少越好；而仇曾詒以職責所在，主張必須十足，那就是發行鈔票額與準備金的數目相等。仇在清末即任職財政機關，民國以來不管財政司財政廳長更動多次，他總是以熟悉業務而留任，所以楊兆泰也聽信他的意見，以是久不能決。” 當時政府法令規定，銀行發行紙幣，必須有六成現金，四成有價證券作準備。而閻錫山對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對紙幣有一個形象的比諭，稱之為“口吹大洋”。所以，對準備金問題頗不以為然。為了不使他的軍政費“冷放”在金庫裡，透過發行鈔票使其儘快“繁衍”，閻錫山當然是不會太多顧及準備金問題的。而專業工作人員出於職業與工作程式的考慮，行事必有一定之規。意見不能統一，勢所必然。然而畢竟是權大於法，在準備金問題上財政方面一再讓步，最後以準備金至少必須達到70％議決。。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三、發展經濟文化 開辦本省銀行（5）
為了籌措省行準備金，閻錫山曾聽取一些人的意見，同意收取房稅。這就是將各縣各鄉的房產，清理稅契，收回一部分款項，作為準備金。他原以為此事雖影響面較大，但每間房屋所徵無多，業主輕而易舉，省方集腋成裘，不會有什麼困難，就能大有收益，何樂而不為。不料該令一出，下邊的一些官吏，為了表現自己的成績，對地方亂估亂收，向省府謊報數字，從而引起各方不滿，導致了一場“反房稅”的學生運動，此為後話。
閻錫山在進行上述準備的同時，即透過省銀行開始試發鈔票。事實上1919年山西省銀行一成立就開始發行紙幣。“當時發行的有銀元兌換券和輔幣銅元兌換券兩種。人民迫於嚴令，勉強使用，但由於不信任、不習慣，還是隨到手，隨兌換。增發和回籠，每天都有。” 然而，這一現象只是暫時的。因為財政方面的一再堅持，省行起初發行之鈔票還是有適當準備金的，且出於信用的考慮，省鈔的兌現並不成問題。鑑於“中國、交通兩行的鈔票，因袁世凱帝制後，不能兌現，經常是四折五折，而山西省行則十足兌現，因此信用昭著，人民持券儲存，反而不去兌現。它在鄰省雖無分號，但鈔票通行京、津、綏遠，甚至運走寧夏一帶，以此獲利很厚，股票每年利息總在一分四五。”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閻錫山的介入軍閥混戰之中，作為其軍費開支之主要來源的省鈔便自然越印越多，逐年攀升。由於印量的猛增，準備金便日益顯得不敷使用。據統計，從始發的1919年到中原大戰後的1930年10月底，山西省銀行先後發行流通於外之鈔票計有：銀元一角票元；二角票元；五角票元；一元票元；五元票元；十元票元；五十元票元；一百元票元，合計元。銅元十枚票911364吊800文；二十枚票1303673吊300文；五十枚票230676吊；一百枚票687221吊；三百枚票25500吊；五百枚票800吊，合計3159235吊100文，摺合現洋元。若以年份分，1919年僅為40萬元；到1928年已經攀升為900萬元；一年之後的1929年更激增到1300萬元。
由於閻錫山從發行省鈔中嚐到了甜頭，無視客觀經濟規律，不顧準備金情況，依軍政的需要的逐漸擴大，無休止地增加省鈔的發行量，從而使省鈔越發越濫，其信用也隨之掃地。到1930年中原大戰時，省鈔已深深地陷入毛荒的危機之中。“中原大混戰，閻錫山以省銀行為籌餉機關。70萬軍隊的軍費，絕大部分依靠省銀行發行紙幣支付。到閻戰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