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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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到了推波逐瀾的作用。讀者一認識我們這位朋友維特，就感覺到他強烈的感傷主義情調，他一味強調心靈感受，對人生厭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對月亮、大自然和音樂有著極其敏銳的反應，四季景物隨他心境的變化而變換。他第二次來到綠蒂身邊時，悲愴情緒已經很濃，周圍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樣，已是“一派蕭颯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詩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煩惱和悲傷，所以維特說：“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馬擠走了”。莪相詩歌中那無窮無際的曠野、勁風吹動的荒草、長青苔的墓碑，空中飄浮著陣亡英雄和凋謝的少女的亡靈——這一切使小說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強烈震撼。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學氛圍中，人們“為自己的不滿足的熱情所苦，而外界又絕沒有刺激”來使他們“作有意義的活動，在沉悶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來的唯一的出路”，於是人們便“滿懷憤慨，不顧一切，以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脫離塵世，倒為得計”。
維特悲劇的外部原因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維特曾想透過事業上的發展來擺脫愛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靈創傷。他走出綠蒂周圍的小世界，投身到社會這個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館供職，以一展自己的聰明才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處處因循守舊、虛文俗禮，公使對標新立異的維特很是反感，周圍的那些庸人個個精神貧乏，空虛無聊，虛偽奸佞，爾虞我詐，一心追逐等級地位。社會上等級觀念根深蒂固，連馮·Ｂ小姐的姑媽，這位“除了仰仗門第的隆蔭”之外，一貧如洗的老太太，也對維特這位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極為鄙視；有一次維特無意中出現在貴族沙龍上，惹起一場風波，那些“高貴的”貴族先生和夫人寧肯退場，也不願同他這個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參加晚會。受盡屈辱的維特非常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裡的悶氣”。由於在社會上四處碰壁，事業上的失敗，維特對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憑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綠蒂身邊，更深地捲入三角戀愛的糾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設想，如果有一個適合維特發展的社會環境，他完全有可能幹出一番事業，從而擺脫對綠蒂的苦戀，出現與現在迥乎不同的結局。可是，德國社會容納不下維特這個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毀滅的深淵。普羅米修斯被釘上了德國苦難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則克服了失戀的痛苦和自殺的念頭，“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時代的騷動情緒所包含的病態和畸形的東西，全都傾洩在他創造出來的人物身上”，“揭開了沉睡在當代的深深激動著的心靈裡的一切秘密”。
維特這個形象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就在於他蘊含了１８世紀下半葉德國社會的階級內容和時代思潮，維特身上帶著德國資產階級軟弱無力的深深的印記，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難者”。
有人說，維特對綠蒂的愛戀是“單戀”，“單相思”。果真是如此嗎？還是讓我們來看看小說裡的描寫。維特愛綠蒂，因為她是自然、純樸和美的化身，而且兩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們有著許多共同的東西，綠蒂對當時一些文學作品的看法，她對英國感傷主義小說的喜愛都是同維特一致的。德國詩人克洛普施托克以莊嚴、明快的語言歌頌自然的詩篇《春天慶典》溝通了兩人的心靈，她把手放在維特的手上，維特則“眼含喜悅的淚水吻著它”。維特感覺到，綠蒂對他的命運是關心的，是愛他的（１７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信）。綠蒂這一方也並不全是被動，時有主動的愛意的表露：她說話時有時把手擱在他的手上；她還允許維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著嘴給金絲雀餵食，然後把小鳥遞給維特，讓啄過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親親他；她有時凝視著維特的目光，接受他“下意識流露的感情時”“喜形於色”；後來她下決心要與維特疏遠，也是“為形勢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