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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呆著，不知如何是好。左起站者：從紐約趕來的黃秋虹，青島讀者劉正偉和他的女友，江蘇詩人仲青，廣西讀者胡範貴，鎮方委派照料先生的黃帆；前右坐者：小代。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重症病室，滿室器械，無能識別，有如陌生的刑具。環視種種光潔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慄：不因為瀕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現代感。沒有退路了。先生已入絕境。他的昏話一點沒錯：四十年前的囚禁記憶將他領來這裡，他又被單獨「關押」，再也出不去了。
當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來與我說話，清楚地重申：醫生無權出外行醫（當然，病患也就無權離開這裡）。如果堅持將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後，最快，病患會在十分鐘內死亡（何其雄辯的科技）。像是隻為弗裡德的懇求，我斟酌詞句，勉力申辯著，一面想像先生被抬過室外寒風，塞進汽車，運回烏鎮……大夫平靜地看著我，顯然知道先生沒有子女，我是那個做決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氣管，直接吸取積痰。
十二樓病房此刻在記憶中多麼溫存，我們晝夜進出，說話，小桌上放著水果、暖瓶、花，抽屜裡存著先生的手錶和換洗內衣……重症病室與人間絕對隔離，不見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機器。
「《紅樓夢》……」十幾天前先生喃喃囁嚅。現在我湊近叫他，不再指望回應。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與下巴癟縮凹陷，凸起的下顎又長出紛亂白須，因微弱的殘喘，不可覺察地起伏著。除了插入鼻孔的細塑膠管，他的張開的嘴含著另一支此前我沒見過的粗管，被兩條交叉橫穿的白膠帶固定著，膠帶兩端劃過面頰，觸及雙耳。他的肩裸露著，我猛然意識到被單下只是便於器械直接觸探的身體。我俯看他，什麼也不能做，頂多待五分鐘就要讓位給其他等候探視的青年。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機器間的展示物，不知道誰在床邊，不覺知他自己。
三點半，探視停止。眾人回到十二樓齊集，站著，商討是否切割先生的氣管。回家不可能了。多麼仁慈。那機器房便是人的終點。精確的科技如今確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給家屬看——這時，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與上海的呼吸科醫生通話。他確證切割氣管只是尋常小手術，並以專業修辭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沒有人確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來。
十一號病室。冬日斜陽。先生的床撤除了。我們站著。倘若放棄切割氣管，慈悲還是殘忍？我不知道。我不是醫生，但醫生等我決定。半小時後，每個人囁嚅著，同意放棄。
烏鎮西柵臨河民宿的二樓，昏暗靜謐。翌晨開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圓形的微波，有如魚鱗，緩緩轉移著漂湧的方向——那年先生獨自潛來故鄉，臨水自語：「這就是我的文風。」——只剩午後探視的半小時了，白日無事，去到晚晴小築。先生豢養的兩條黃狗碎步跟著，巡視一過，到處只是淒清。在二樓先生臥室站了站，書架上是我看熟的相片：尼采、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伍爾芙夫人……那鏡框是他在紐約時閒來用灰色刷過，弄成烏瓦般色澤，彷彿年代久遠。畫室陰冷，案頭紙筆散亂，瓷盤凝著經年的顏料。取了一摞先生的筆記本轉去吃飯間坐看。先生的文稿，向來寫在便宜的拍紙簿上，邊角還粘著紐約商店的黃紙價標——轉瞬，陰鬱消散，我被他這裡那裡毒辣而恬靜的詞語逗笑了，大笑，笑到失態，小代陪在一邊。
難得的僻靜。家與醫院多麼不同。午間，午後，一本接一本，密密麻麻，我熟悉先生未經謄清的稿面，但難以辨識哪些是回國後所寫，給小代看，似乎筆畫見拙的部分便是：又想起半個月前他的可笑而悲慘的簽名。在一組橫寫的筆記下端，頁面空處是兩行豎寫的聯。先生常由白話忽而回向古文——我驀然欣喜：葬禮有了輓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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