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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會制度的雛形也在隋文帝時發軔，由於三省六部制要求以部門而非個人名義上報和批覆檔案，便形成了部門常委會議決的形式。各部門的常務委員會一般由本部門的主要領導組成，比如六部由本部尚書、侍郎、郎中組成；尚書省由左右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俗稱八座。國家最高領導層則由三省長官作為宰相，加上副官一般有七八個人，一起在門下省的政事堂議事，組成最高一級常務委員會。常委會上每位常委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最終必須形成統一意見上報或下發，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行政決定機制從此也成為中國公共管理者最常規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以部門而不是以個人名義形成的集體決議權威極高，包括皇帝也難以對抗，極大地降低了個人（權臣）專權的機率。據傳，上帝曾說：&ldo;要有光！&rdo;政事堂經研究決定&ldo;不批准&rdo;，於是就有了黑夜。
隋文帝草創了報批制和常務委員會制，但還算不上完善，在此後還會繼續發展完善，不過這種行政決定的思維方式從此便深刻地融入了中國的公共管理科學之中。
為避免獨裁專制和草率錯誤，隋文帝還設定了新的監督機制。門下省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監察作用，方式也極具中國特色。門下省居於皇帝‐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部門這個行政審批鏈條的中間，如果認為下游上報的奏章不對，可以駁回，那如果認為上峰下發的草詔不對呢？當然也是駁回，還有個專門術語叫封還。一道合法的詔書不但要由皇帝發出，還必須由中書門下副署才有效，各部門才能依法執行，所以門下省堪稱掌握了行政審批的咽喉。門下省內設四名中層幹部稱給事中，可以無條件封還聖旨，到明朝發展為六科給事中，派駐到六部實施更深入的行政監察，這個品級並不太高的官職日後會經常在歷史舞臺上扮演明星角色。隋文帝設門下省本意是限制各部門權力，但客觀上也限制了皇權。中國皇帝寧願自己犧牲一部分權力，以形成和士大夫之間的相對均勢，這是透過讓渡部分皇權來增強皇位穩固的一種權謀，但客觀上也促進了行政體制的規範發展。
除門下省外，中國的行政體系一直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監察機構‐‐御史臺。漢晉的御史臺主管察舉人才，兼有監察職能，實際相當於現代的組織部。三省六部制察舉人才的職能轉移到了尚書吏部，御史臺開始成為一個純粹的監察機構。隋唐御史臺的分量還不算特別重，後來宋明御史系統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將不亞於宰相甚至皇帝本人。
除了行政執行機制面目一新，這套官制還有一個隱藏的政治意義‐‐軍隊公有化。以前太尉是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禮的重臣，現在兵權歸於兵部，兵部尚書只是一個部門領導而非國家領導。軍隊的具體指揮仍依靠職業軍人，但軍隊的人事、編制、後勤、裝備等的大權則掌握在了兵部的文官手中，極大地加強了軍隊公有化。一支完全公有的正規軍，比領主將軍們拼湊在一起的私兵要強大、規範得多。
第二是地方官制問題。秦分為郡縣兩級，管理力度不夠，漢朝增設州一級，但州一級的權力又太大，這個矛盾隋文帝如何去解決？
隋文帝首先嘗試縮小州的範圍。漢朝一州可轄上百個縣，相當於周代一個諸侯國，隋朝一州只轄十餘個縣，便難以自立。但這樣中央直管的州就太多了，於是設行臺尚書省，管轄一大片地區。行省和中央的尚書省結構基本相同，長官為行臺尚書令。這些行省都是中央暫時派駐在地方的執行機構，比一般的州郡更容易撤併，強調了中央對地方的直接管理。為鞏固宗室勢力，第一批行臺尚書令都是隋文帝自己的兒子。其中在幷州（今山西太原）設河北道行臺，晉王楊廣為尚書令；在成都設西南道行
